《蛙》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据说是作者酝酿十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后的产物。小说在2009初版时，即被宣传为“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两年后，即2011年，莫言凭借《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上写着：“他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蛙》的创作与传播居功至伟，正如他个人在多个公共平台所表态的一样。
正如温儒敏所指出，《蛙》这部小说的“超越”不仅体现在题材上选择尖锐复杂、颇富争议的计划生育，还表现在作者真实地从历史层面和精神层面上展现了近30年计划生育在北方农村地区推行下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变迁历史，具有人性关怀和生命/生存哲学高度[]。总结来说，小说以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特别是后30年计划生育的艰难推进过程为背景，讲述了高密东北乡的一群小人物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活动与反应。小说着重描写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万心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仅就小说本文意蕴而言，《蛙》所蕴含的生命观、伦理观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已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但把生命伦理观作为一个整理进行全体性综述、梳理，还比较少见。所谓的生命伦理观，是指基于某种社会普遍流行的对生命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具体的社会时代场景下，产生了相应的对待生命的规范、道德和评判。生命伦理观，不只是对生命的意识，更是对人作为社会动物、处在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下对如何对待生命的伦理性认知，具有哲学意味。本文主要从《蛙》中人物对生命的朴素崇拜、由计划生育所引发的伦理危机和时过境迁后对生命的哲学反思入手，探讨蕴含在小说中的生命伦理观。
对生命的崇拜和敬畏贯穿着《蛙》整本小说。小说的简介写到，这本书“对生命的膜拜而非对文学的献媚”，把小说主题放在了其文学性的前面，虽然未免夸张，但仍真实地表现了生命主题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莫言是位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其三十多年的创作一直以来便坚守着“民间性”“乡土性”，还有惯常的“历史书写”。作为创作者，莫言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与农民“不即不离”的关系之中[]。所以除了作为知识分子对生命的理性与哲学反思外，整部小说大部分所表现的，是农民式的、乡土式的或者传统意义上对生命的朴素崇拜。这种崇拜简单地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易经》中所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一种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一种朴素的生命崇拜，可参看刘达临《中国性史图鉴》。
生殖崇拜的最好例子便是小说标题“蛙”的选用。比如蝌蚪在谈到剧本的命名时解释道：“暂名为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向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小说第四部，小狮子向蝌蚪说：人跟蛙是同一祖先。理由是：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当，而三个月的婴儿标本与变态期的蛙类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无论是娃娃的“娃”，还是造人的女娲的“娲”，亦或是象征多子的“蛙”，都是对生命崇拜的朴素表现。而作者最后之所以敲定“蛙”作为书名，不仅是因为它与其他两个Wa谐音，更是因为“蛙”产卵的过程象征了生命的艰难和生生不息。正如在小说最后一部分剧本中，借由姑姑之嘴提到的：“你出生的那天下午，姑姑在河边洗手，看到成群结队的蝌蚪，在水中拥挤着。那年大旱，蝌蚪比水还多。这景象让姑姑联想到，这么多蝌蚪，最终能成为青蛙的，不过万分之一，大部分蝌蚪将成为淤泥。这与男人的镜子多么相似，成群结队的精子，能与卵子结合成为婴儿的，恐怕只有千万分之一。当时姑姑就想到，蝌蚪与人类的生育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
这种对生殖、生育或者生命赤裸裸的崇拜并非高密东北乡一地的文化现象，而是有更为广泛的传统文化背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意味着，生命的诞生本身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意义，是天地的最高准则、万物的最初起点，不容置疑。在《易经》中，类似的表述随处可见：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经 序卦传》）
天地姻愠，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传》）
天地交，泰。（《泰》）
天地不交，否。（《否》）
后世儒家学说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在《易经》中，天地是否交合，甚至还被视为吉（泰）凶（否）的征兆，其至高无上性，由此可见。
《蛙》在开头时写道，高密东北乡有个古老风气，就是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无大肠、孙肩……蝌蚪认为这大概是出于“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亦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人的生理器官去命名孩子，不嫌名贱，但求长生，其实所反映的，恰恰是农民或者传统中国对生命价值的朴素崇拜。正是因为是一种朴素的崇拜，所以才不以姓名的低贱为意。
不理解书中人物对生命的朴素崇拜，就无法理解后续乡民们不顾苛刻严格的计划生育而千方百计“偷生”、用生命与之博弈的行为，也无法理解姑姑万心在解放初作为“送子娘娘”“活菩萨”在当地的崇高地位以及之后被骂“婊子、母狗和杀人魔王”巨大落差，和背后所隐含的伦理危机。当然，这一切也同样展示着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当初在农村地区推行的艰难和曲折。
伦理危机发生在一个有秩序的群体中。在蛮野的社会之中，或者乱世之中，伦理危机发生得没有在一个固定的群体或者有序社会中那么频繁。伦理危机实际上反映的是，文明规范与人性本能之间的永恒冲突，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不竭主题。
不少学者研究莫言小说，发现了“种的退化”这一关键线索。如赵歌东指出，莫言早期小说的人物谱系是一个具有理论上的血缘关系的部落群体，这个部落群体的轴心是由祖父（余占鳌）祖母（戴凤莲）、父亲（豆官）、“我”祖孙三代组成的。以“红高粱家族”到“食草家族”的历史颓败为参照，莫言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演绎了一个“种的退化”的生命寓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种的退化”的寓言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构成了其创作的生命基调[]。
“种的退化”或许是莫言个人的一种惋惜，但从他的历史书写手法来看，“红高粱”地里的蓬勃野性和旺盛生命力，所彰显的是民族的血气和“蛮横”的生命意志。由这层生原始命力主题向下，我们便可以挖掘出一层更加深刻的文明批判主题，莫言由此出发，便找到了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红高粱”族系链中生命力所呈现的递减，反映的正是现代文明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抑制，所以莫言在作品中需要怀恋感官和肉体的充分解放状态。赵越指出：“由于对传统爱得真切，莫言要在作品中用近乎疯狂的话语去挥洒。过去总是在莫言的小说中以一种截然对立的姿态伫立在现实面前。有着奔放的生命和传奇的经历的先人和人性被压抑与扭曲的后代之间，辉煌的昔口光辉与狠琐的现代生活之间壁垒分明。”[]这可能是“种的退化”由来的心理机制。
不过，《蛙》在主题上并未与过去“种的退化”一脉相承，相反，这部小说不仅不在语言上汪洋恣肆、不加节制，而且在人物刻画上，也并不一味地描写乡民在早期血腥的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的服软，而是突出了小人物对这一国策的以死相争。当然，这种以死相争的结果，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文明同化与压制。当所有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以死亡结束后，剩下的，便是无奈服从或者卑微、尴尬地阳奉阴违的秩序（如地下“代孕”市场）。这是从一部生育史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
“生命的至高无上赋予生殖以无可置疑的正当和庄严。”[]《蛙》中的伦理危机的根源在于，生殖至上的文化传统，与控制人口的历史趋势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从孕妇坚持要违规“生孩子”和姑姑万心坚决要定制超生的血光冲突中爆发。给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是小说中心人物“姑姑”的两件大事，许多情节都围绕这些事情展开。村民若违抗，则强迫执行，不惜推倒房屋，甚至逼出人命。当“违法二胎”的家人藏匿孕妇，拒不交出，姑姑就开着拖拉机带领人要拉倒孕妇家的房屋。“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跟绳”的土政策，“不出‘锅门’，就是一块肉，该刮就刮，该流就流”的政治理念，使得国家意志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造成了一些列惨剧，如耿秀莲身怀六甲凫水挣扎的惨烈，王仁美满身尘土从地窖里爬出的心酸，王胆70厘米的身高却挺着硕大的肚子浸在血水中的悲壮，陈眉毁容后艰难孕育的生命被夺后的屈辱。
其次，矛盾还体现计划生育具体执行操作所引发的理论难题。正如温儒敏所指出的[1]：姑姑是多么强势、甚至有点“冷血”的人物，这也是她作为计划生育干部的无奈；但她对生命有一种特别的看法值得注意：不能让孩子出“锅门”，她可以为怀孕的妇女打胎，但是孩子出了“锅门”，就真正成为一个人，一个个体，必须尊重他的生存权利，要细心地保护。姑姑一方面要保护已出生的孩子，一面又在不断地扼杀未出生的胎儿，这样的矛盾，在莫言《蛙》中反复出现，几乎就成了一个横贯在读者面前、迫使我们要去思索的大问题：即胎儿是否具备生命的意义?人类有没有权利决定胎儿能否出生?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是否能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去解释计划生育的合理性?到底如何解决或者能否解决人类的繁衍本能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
当历史的合理性与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发生冲突时，当生命所应具备的要素在理论上出现争议时，由生命所引发的伦理危机，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生命自觉——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对生命的朴素崇拜，而是在多重困境后仍然保持的对生命的敬畏。这种敬畏主要从小说书信的“作者”蝌蚪和既曾经负责过接生又最终负责计划生育的姑姑体现出来。它们对生命的敬畏，来源于它们对生命的罪与罚的个人感受。
随着政策的转变，蝌蚪的灵魂在人性良心和社会诱惑的选择中挣扎，而后内心又被自己的罪恶折磨，而去忏悔和赎罪。“姑姑”是一位身份复杂的乡村医生，她一生坎坷的命运贯穿了整部小说。抗日战争时她曾与父亲勇闯平谷，后因男友逃到台湾惹上了一身骂名；年轻时她是计划生育国策的支持和执行者，老年时她面对“我”的超生却睁只眼闭只眼。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表述:“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一切从表面看上去似乎都过去了，是风平浪静的状态，可“我”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我”为了可怜的私心活活害死了王仁美娘儿俩，接下来又是“我”再次错误地把陈眉所生的孩子作为王仁美腹中早已死去的孩子，以求得自我安慰。蝌蚪的罪感源自对生命的扼杀，因此他内心产生了对自己行为的否定态度。《蛙》鲜活地展示了蝌蚪从造罪到悔罪再到赎罪的过程。
最后，正如李衍柱的研究发现，在《蛙》中，具体从四个层面深化这一“罪与罚”主题。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存在的“负罪”与“救赎”问题。侵华日军司令杉谷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他的儿子杉谷义人内心中仍然认为自己应去承担“救赎”的义务。杉谷义人在给鳅鲜的信中，就表示他要代表他过世的父亲向中国人谢罪。第二个层面是以万心(姑姑)为代表的中国践行“计划生育”的妇婴医生，因实行“土政策”强制实行人工流产而产生的“负罪”与“救赎”意识。第三个层面，以陈眉为代表的“地下代孕”而产生的“负罪”与“救赎”感。这个形象提出了科技发展(试管婴儿)与市场经济大潮中产生的新的“负罪”与“救赎”意识。第四个层面是作家鳅鲜的“负罪”与“救赎”感，他认为是自己把妻子王仁美和她腹中的儿子送进了地狱。作品描写的这四个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人群的“负罪”与“救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这四个层面的追问，丰富了文本的生命伦理观内涵，耐人寻味。
《蛙》是莫言的代表之作。以高密东北乡和中国过去六十年生育史、特别是近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史为时代背景，小说围绕着姑姑万心，一位乡村医生和一位计划生育执行者，深刻描画了一群对生命怀着朴素崇拜的乡民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反映出来的精神变迁。在“控制人口”的历史逻辑的运作下，乡民们的生育活动和欲望被严酷地控制、压抑，而这一过程的主要执行者，是小说的主人公万心。小说正是在这种惨烈而又真实的历史书写中，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复杂而内涵深厚的生命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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