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是爱尔兰大诗人叶芝（W.B Yeats）的经典诗作。此诗以希腊神话为底本，重新演绎了宙斯化身为天鹅诱奸人间少女丽达的过程，并由此提出崭新的哲学思考，引来后世众多的解读。
《丽达与天鹅》不愧是一首出自于诺尔贝文学奖作者手笔的大作。近一个世纪来大众对之的解读，印证了其经典性；一个人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把玩之，慢慢涵泳之，也往往会为之倾倒捕获。“诗之美”无他，正在于耐读耐看，经得起个人的挑剔，时间的筛选。《丽达与天鹅》之美，也正是如此。本文主要通过“形式美、绘画美、意蕴美”三个方面进行简单论述。
《丽达与天鹅》首先体现了诗歌的“形式美”。这里的形式主要指的是全诗的外在结构及其音韵表层。
这首诗基本上遵循了十四行诗（sonnet）的创作规范，采取了abab cdcd efg efg的押韵模式，整体上朗朗上口，韵律和谐，如下所示（每句句末押韵的地方，都经过相同的加粗、底线和斜体处理，以示区别）：
A sudden blow: the great wings beating still
Above the staggering girl, her thighs *caressed*
By the dark webs, her nape caught in his bill,
He holds her helpless breast upon his *breast*.
How can those terrified vague fingers push
The feathered glory from her loosening thighs?
And how can body, laid in that white rush,
But feel the strange heart beating where it lies?
A shudder in the loins engenders there
The broken wall, 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
And Agamemnon dead.
Being so caught up,
So mastered by the brute blood of the air,
Did she put on his knowledge with his power
Before the indifferent beak could let her drop?
不过，这首诗严格地来讲，是十五行诗。就在“And Agamennon dead”一句，诗人反常地缩短句子长度，在底下几乎是突兀地加了一句“Being so caught up”，造成了一种断裂感。但这种断裂感不仅不破坏全诗意思的表达，却意外地在因循的十四行诗创作规范上，营造出一种神秘的转折效果，顺理成章地把读者引向一个难解、纠纷的历史更甚至是哲学困惑：人神结合时，凡人是否借由神的全知全能，也具备了神的知识和能力？
“审美积淀说”是李泽厚美学的核心主张。他认为，旧的形式，甚至是经过时间演化，已经高度抽象化的形式，之所以能在后时代的人们心中激发审美的体验，是由于美感通过“美的活动”一代代积淀下来的，具有了社会客观性。但“美”的体验也并非固化不变，也同样需要创新与变化，这便需要在原已形成的美学范式的基本上进行创新，以达到由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带来的全新美感。《丽达与天鹅》在基本形式和韵律上采用了十四行诗的创作规范，又在继承中有变化、有发展，而且这种变化、发展又为全诗的整体宗旨服务，这是其所以具备形式美的一个体现。《丽达与天鹅》形式美的体现又如：从韵律上看，《丽达与天鹅》采取的基本上是五步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每句话都有五个重音，使得本诗韵律协调。但本诗第一句、第三句就只要四个重音（如：A sud | den blow: | the great | wings bea | ting still），破坏了这个规则。这同样是作者有意为之，呼应天鹅强暴丽达过程的突然和激烈，造成陌生化效应，使得读者仅仅在朗读此诗的过程中，随着音韵的变化便能感受到诗句的思想脉络，从而由形式表层体会到诗句的内容深处。
《丽达与天鹅》其次体现了诗歌的“绘画美”。闻一多评诗时曾说“诗有三美”，分别是音乐美、建筑美和绘画美。这里的“音乐美、建筑美”正好对应着上文论述的“形式美”，而“绘画美”则指的是意象的营造。
提到“绘画美”，或许会有不少人不认可我的这一说法，至少认为这首描写强暴和战争场景的诗作在画面上毫无美感可言。这种意见当然没有问题，直观的美感也是审美体验之一，外形丑陋的人有多少人会喜欢呢？但“绘画美”与“画面美”或者“意象美”不能等同，前者更多是从技术上考虑，后者则更多的是直观的体验。堆砌美好意象的诗作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但能经得起时代检验的却寥寥无几。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只是把一堆美好的东西毫无技巧地罗列拼凑，也往往只能事与愿违带来“审美疲劳”。相反，一个富于技巧与表现力的艺术品，尽管所描写的对象初看起来不登大雅之堂，但也可能成为经典。面目狰狞的《拉孔奥》（雕塑）、谈不上美的《最后的晚餐》（绘画）以及画面粗暴的《丽达与天鹅》（诗），都是例子。
诗的绘画美无非体现在叙述方式和遣词造句上。以《丽达与天鹅》为例，本诗开头即以“A sudden blow”（飓风乍起）先声夺人，随即又描写了少女如何被天鹅的巨翼、黑蹼“一步到位”地快速抓住并被人身控制，但读者要一直读到第一段的最后一句，直至“He”的出现，才明白这是一场男性对女性的强暴。这生动了表现了这次强暴的残忍性。叶芝的这种激起读者阅读期待（reader expectation）、并延迟满足的方式，在后文中仍有运用。比如第三段前半截在描述断壁残垣、焚毁的屋顶城楼时，一直到下一句，才通过阿伽门农含蓄地点出特洛伊战争，即这次强暴所遥引出的后果。全诗前两段先写天鹅强暴丽达、丽达逐渐接受的过程，随之又由对这次神人结合的后果延伸到最后的历史哲思，在叙述上流畅自然，不着痕迹，非常了得。
诗的叙述方式只为读者展现了宏观的画面，要使这幅画面更为精致、生动，还需要有精巧的遣词造句来支持。《丽达与天鹅》在这方面已经做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首先是用词准确鲜明，动词如beating、staggering、caressed、caught、holds、push、laid等等，名词如wings、thighs、webs、nape、breast等等，修饰词如great、above、helpless、terrified、vague、strange等等，都恰如其分，画面感强，经得起推敲。其次，一些单词的巧妙组合，造成了独特的歧义性，表现了丰富的内涵。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the great wings beating still”。beating是拍打的意思，而still在此则既可以理解为“静止”，也可以理解为“仍然”，但无论如何，这两个意思都能表达出天鹅振翅忽然出现、袭击并控制住丽达而巨翼仍然悬空拍打的强暴画面。钱钟书在论述“离骚”既可以是“遭受忧愁”也可以是“脱离忧愁”，still在此的多义性符合他所说的“诗之虚涵两义”。最后，意象的借用和代用也是《丽达与天鹅》成功的原因。这里的借用指的是全诗对希腊神话同题材故事的借用，代用则如以阿伽门农代指特洛伊战争。这种借用与代用别处心裁，利用诗作主旨的传达。
诗的形式美和绘画美最后只有转化为“意蕴美”，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和审美体验。“意蕴美”可能是思想性的，也可能不是，总之，它是一种能激起审美感觉的主观体验，类似于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
克莱夫·贝尔对此的定义是：“我把线条和颜色的这些组合和关系，以及这些审美上打动人的形式称作‘有意味的形式’，它就是所有视觉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共性。”可能并不十分贴切，但这里的线条和颜色，抽象地看，无非指的是一种形式和填充形式所要使用的材料和材料组合方式（“关系”），这其实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形式美和绘画美。克莱夫·贝尔同时又强调道：“一切美学体系必须建立在个人体验之上，即是说，它们必须是主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文坚持认为，意蕴美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原因了。
简单地说，意蕴美可以用“言之有尽、意之无穷”来概括，类似于陶渊明所说的“欲辨已忘言”。从作品本身来看，“点到为止”和“意在言外”是《丽达与天鹅》惯用的两个渲染意蕴的技巧。
点到为止的例子比比皆是：全诗写的是天鹅对少女的强暴，但对天鹅的描写，作者仅仅只使用了几个动词和名词，全诗除了标题，不提“天鹅”；而这么激烈的强暴过程，和丽达慢慢接受的过程，作者也仅仅通过几个标志性画面的刻画完成，如“loosening thighs”，仅仅一个“loosening”就为后文暗示丽达屈服甚至接受强暴的心理过程刻画得真实生动。更耐人寻味的是对后世特洛伊战争的反思。断壁残垣、焚毁的屋顶城楼、阿伽门农的死亡，寥寥几句，就把读者从神人结合牵引到性爱与战争的思考，以及后面的哲思。
全诗意蕴的高潮，及爆发点，无疑是在最后两句。“Did she put on his knowledge with his power/Before the indifferent beak could let her drop?”丽达在跟宙斯结合的过程中，是否透过神的全知全能，提前预知了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复杂后果？如果不是，那结合后，她会具有那种全知全能的神力吗？她会由此改变历史吗？如果是，那么她为什么仍继续和宙斯结合？历史的轨迹到底如何？丽达未来的选择是什么？对此，作者并未有明显的倾向性，答案是开放的。而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更是加深了本诗的哲理性和意蕴美，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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