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是意大利著名小说家，也是当代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卡尔维诺创作个性鲜明，作品往往形式新颖而互不雷同，风格多变，他一生的创作历程体现了高度自觉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探索了小说创作技巧和写作空间的可能限度，因而又有着“作家们的作家”的美誉。由于上述原因，加上他身体力行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1984年哈佛大学曾邀请他主讲诺顿诗论（包括文学、音乐、绘画等各种创作理论），他应此而作的《美国讲稿》（又译《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是其一生致力于各种小说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自身作品的特点。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由《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树上的男爵》（1957）和《不存在的骑士》（1959）三篇小说构成，贯穿了作家五十年代创作的全过程，无疑是卡尔维诺早期文学创作时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小说集，也集中体现了作者在早期创作时即已形成的文学自觉。在1984年与Gregory L. Lucente的采访中，卡尔维诺即已承认，文学自觉（literary self-consciousness）在此书中开始变得重要的说法，并就三篇小说分别进行了举例说明，主要侧重于小说的表现方式（means of expression）或表现媒介（instrument of expression）[1]。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作家本人而言，文学自觉可能更多指的是小说创作技术层面的东西，但很显然，这三篇小说在主题上的连贯性，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学自觉的重要体现。如卡尔维诺在说到这本书的创作意图时曾指出，“我要使他们成为描写人们怎样实现自我的三部曲”，“这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2]。“实现自我”是三篇小说主题意蕴上的共性，“三个阶段”则表明了它们共性之外的不同，这便是文学自觉。
不过，作品的主题是整个作品的灵魂，把三篇小说主题上的连贯性简单地处理为一种文学自觉的体现而忽视对这些主题的具体探讨，恐怕是一种过分简单化（oversimplification）。对主题的具体探讨有利于揭示隐藏在文学自觉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也就本文所认为的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换句话说，侧重形式的文学自觉和“自我实现”的主题追求，其实应该是这种现代人自我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实是统一的。卡尔维诺作为二十世纪的重要作家，已然不只是个体性的存在，他更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精神。这是本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二、文学自觉
早有学者从作品的体裁出发，指出三部曲在创作上对童话的借鉴。如这三篇小说都以子爵、男爵、骑士等贵族为主人公，以封建时代的欧洲社会为时代背景，以城堡、村庄、森林等自然环境为故事背景，体现了典型的西方童话色彩[3]。卡尔维诺被认为是“意大利最独出心裁、最富有创作才能、最有趣的寓言式作家”[2]。他的三部曲，自然不是一般供儿童阅读的童话，而毋宁是童话小说或寓言小说，这便是对童话体裁的一种超越。
借童话的叙事模式来表达深刻的主题，按照卡尔维诺的说法，这是一种“轻逸”、一种举重若轻。他说：“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视察这个世界。”[4]。这种“从另一个角度去视察世界”，关乎小说表现方式、表现媒介的问题，无疑就是上述所谓的文学自觉。本文拟从全书二元的形象、叙事的声音和主题的连贯三个方面来说明这点。
（一）二元的形象
童话往往是将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予以简单化，以此来适应儿童的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简单化的手法，一般是将人事伦理二元化，分为对错、是非、善恶、美丑、人兽等等对立范畴，增强对比效果，以利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三部曲也有如上的特点。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梅达尔多满腔热血地加入奥地利与土耳其的战争，不料在战场上却被土耳其的炮弹击中，一身分为两半，右一半极坏，无恶不作；左一半极好，无善不为。在《树上的男爵》中，柯希莫不堪沉闷虚伪的家庭生活，最后因拒绝吃姐姐巴蒂斯塔做的蜗牛饭而毅然决绝地爬到树上，并从此终身脚不沾地，在不自由的地面世界上构筑了一个从心所欲的乌托邦。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作为理念式存在的完美骑士，阿季卢尔福徒具一副盔甲，内中空无一物，没有一点血肉之躯。他不吃不睡，做事有条不紊，战功十分显著，却对自己“不存在”这一事实耿耿于怀，以至于为了捍卫自己的骑士身份，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最后由于误会，他为了自我认同的焦虑，从此消失不见了，变成真正的“不存在的骑士”。另外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阿季卢尔福的马夫古尔杜鲁。此人见飞禽则学飞禽，见走兽则学走兽，丧失了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表现得浑浑噩噩。查理大帝对此评价道：“这位平民活着而不知道自己的存在，而那边我的那位卫士自以为活着而他并不存在……他们正好是一对！”[5]
梅达尔多一身分为两半，是典型的“善—恶”二元对立的形象；柯希莫不愿屈心抑志，在树上追求自由和自我完善，与树下的人形成了“自由—不自由”的二元对立；阿季卢尔福本身就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矛盾体，他有强烈的生存的自觉意识，顽强追求个人影响，与其他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特别是古尔杜鲁，构成了一对哲学本体论（ontology）意义上的“名—实”（或“存在—本质”）分离的二元对立。由此可见，就算都有二元对立的特点，这种特点在这三篇小说中也是越来越抽象化、非典型化；而作家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刻画人物形象，卡尔维诺自己解释道：“分裂、残缺、不完整、与己为敌，这就是现代人；马克思称之为‘异化’，佛洛伊德说是‘受压抑’，古老和谐的状况已经丧失，期待一个新的完整的出现。”[6]利用童话二元形象的模式来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类生存现状，最终又都服务于自我实现的主题，这其实正是卡尔维诺文学自觉的精神内涵，下文对此将有更进一步的论述。
（二）叙事的声音
叙事的声音，即小说故事叙事者的声音（voice of narrator）。卡尔维诺在接受Gregory L. Lucente采访时，即以叙事者的声音来说明三部曲所体现的文学自觉。他说，与《树上的男爵》一样的是，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作为叙事声音的来源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不是小说的主人公（protagonist）而是次要角色（lateral or secondary character），这是一种将整个叙事镶嵌（embedding）在另一个话语体系（another discourse）的方法。这种层面的叙事（aspect of narration）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更为重要[1]。
三部曲确实无一例外，都以一个在故事中充当次要角色的“我”——分别是：梅达尔多的侄子、柯希莫的弟弟、阿季卢尔福的追求者（布拉达曼泰或苔奥朵拉）——作为叙事者，为读者讲述小说中的故事，而且，在三篇小说中，读者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叙事者的声音。如《分成两半的子爵》开篇第二句便是“我的舅舅，就是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而在之后的整个叙事中，也时不时以“我舅舅”代指故事主人公梅达尔多。类似的，《树上的男爵》开篇第一句就是“我的哥哥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而之后也是常常以“我哥哥”代指故事主人公柯希莫。与前面二者不同，《不存在的骑士》的叙事声音一直要延迟到小说第四章才出现（“讲述这个故事的我是修女苔奥朵拉”），而出现之后，便在之后的每一章节开头通过描述自己“写作”这篇小说的创作场景（修道院）来强调自己作为故事讲述者的存在，让读者误以为“我”是故事外的叙事者。但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我”又突然宣布自己就是小说中布拉达曼泰，给读者造成了强烈的期待反差。总之，尽管只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三篇小说的叙事者都有很强的存在感——表现在外，就是小说中强烈的叙事声音。
故事内部叙事声音的增强有利于淡化故事外部创作者，即作家的存在感，使得文本更具开放性，更利于邀请读者进入故事之中进行个人评判，即同时增强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性。因为叙事声音来自故事内部的小说人物意味着叙事视角是受限的内聚焦，不是全知全能的零聚焦，不可尽信，因此读者也大可以像叙事声音那样对小说中的故事性质、人物性格有个人化的判断与认识。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自提出强调作者退场、读者进场的接受美学后，现代小说叙事对传统小说创作作家一家独大、读者被动接受局面的一种突破。卡尔维诺自觉地接受了这一理论，并在早期即已成功地将之应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去。如在《树上的男爵》中，“我”多次说道：“现在我要介绍的这个故事曾由柯希莫讲过许多不同的版本，我保留细节最丰富而且逻辑混乱最少的一种说法。虽然可以肯定我哥哥在讲述他的历险过程时添加了许多他的主观臆断，而我由于缺乏其他消息来源，总是尽量用他说的原话。”[5]这就告诫读者不仅不能过分依赖叙事者的叙事，也不能过分依赖主人公的说辞，而要多做独立判断。《不存在的骑士》的叙事者更是对小说中可能存在的叙事局限性作了合理化的解释，为小说中时不时出现的视角越界现象（即从受限的内聚焦忽然变为全知的零聚焦）进行了提前说明，这就比前者的开放尺度更进了一步：“我们当修女的人，同士兵们谈话的机会是很少的，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就尽量施展想象力，否则我怎么办呢？我不是对这个故事的全部细枝末节都了解很清楚，对此您应当加以原谅……一个可怜的修女对世事能有多少了解呢？”[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还尚找不到类似的叙事声音出来提醒读者小说叙事真实性的现象。这表明，作家在创作三部曲的过程中，其文学自觉也是处在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中。
（三）主题的连贯
正如上文所述，三部曲在主题上都指向现代人的自我实现问题，但在如何表现这个主题上，三者又有明显的不同。梅达尔多意外地被炮弹劈成极好、极坏的两半，在各自经历了一段世事后，又意外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变成一个“既不坏也不好，善与恶俱备”的完整个体，也变得更为明智。柯希莫十二岁上树生活后，便始终坚持，一直到六十五岁时抓住热气球升入天空，“这是通过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善”[2]。阿季卢尔福有着存在之名（骑士身份）却没有存在之实（外在形体），这种名实的分裂，使他患上自证存在的焦虑，最终因误会或说荣誉的虚幻性而连原有的存在之名也化为乌有；而他的马夫，古尔杜鲁有着存在的形体却没有存在的意识，这种名实的分裂，也使他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名实的统一。卜伟才认为，这三篇小说设计了三种不同的“自我认识”方式，即：骑士的“确证自我存在”，子爵的“追求自身完整”，男爵的“经过自由选择通往完善”[6]，可资参看。
从三者的关系来看，《分成两半的子爵》探讨的好坏与善恶属于伦理层面的问题，《树上的男爵》探讨的自我抉择与完善属于社会层面的问题，《不存在的骑士》探讨的存在的名实分裂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如果说伦理层面的探讨是在社会框架之下进行的，那么哲学层面的探讨显然已超越了整个社会框架而向人的存在本质进行追问，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层层递进的。因为伦理本身就是社会的衍生物，凡有社会存在，莫不有伦理制度的规范与束缚；但当一个人能完全弃置所有社会规范而不顾，爬到树上，另起炉灶，依据理想形式，构筑出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的乌托邦，这便是对原有的伦理制度的一种超越。而哲学层面的探讨，则又不完全拘泥于人的社会属性，还顾及了人的自然属性，这便还原了人所以为人的本质，是对社会层面探讨的进一步深化。可见随着卡尔维诺三部曲创作的不断进展，他对人的自我实现问题的思考也变得更为深入、全面；这种更为深入、全面的思考，自然与作家清醒的文学自觉密不可分。这也前面两节的结论如出一辙。
三、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流行于二战后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主要以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在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Personality and Motivation）所引起的哲学革命为标志。书中有句名言说：“一个人能是什么，他就必须是什么。”（What a man can be, he must be.）这句话指的是一种对自我完善（self-fulfillment）的渴望，或者说，一种使潜在自己得以实现的倾向。这就是自我实现[7]。这种对自我实现的界定与三部曲的主题若合符节，且三部曲主要创作于五十年代中后期，作为一位有高度理论自觉的作家，卡尔维诺对此不可能毫无意识。
不过，心理学之所以从过去关注外部机械运动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转向关注人类心理需求的人本主义，卡尔维诺式的表现自我实现主题的文学自觉之所以能在同时期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便是西方社会对主体性的关注。
（一）对主体性的关注
卡尔维诺的小说创作始于二战后，以1947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为滥觞，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帕洛马尔》为终结。作为个人，卡尔维诺的小说创作自然富于作家个人的创作个性；但作为历史的个体，卡尔维诺同早先和之后的其他相关作家一道，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现象，也就是整个文学创作越来越转向关注个体的主观性（subjectivity）而非社会的客观性（objectivity），并通过各种小说的创作形式对此予以表现，如意识流、精神分析、新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表现方法等等。
这种现象有时候又被认为是文学自觉的表现，不过这种文学自觉，是现代意义上的，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或者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的发现，大不相同。不同的直接原因在于各个时期背后的时代自我意识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解放了的物质生产条件和日益庞大的社会组织面前，人们一方面生活在欲望被激发、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物质整体富足社会，另一方面也生活在各种欲望互相冲撞、信仰危机、伦理重组、人性异化的精神不稳定社会。加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搅动，上述的精神不稳定状况被愈加放大，这一点在经济发达、物质条件优越的欧美国家尤其如此。这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现代小说、现代艺术等能在这些地方率先形成并发展的历史动因。
现代人的自我意识与先前的不同在于，现代人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肯定表面上直接易感的人性欲望，而是如何面对或者实现被现实充分激发而同时又高度压抑、扭曲、冲撞、割裂、破碎、异化的人性欲望，而这是更深层次不易直接感知的精神领域。个体作为主观个体、精神个体和心理个体而不仅仅是欲望个体的地位在此被更为严肃地强调。对于现代人来说，整个社会已然不是单纯有序、符合理性的传统世界，而毋宁是荒诞紊乱、理性破产的现代世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二战后盛极一时的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现代人自我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精神线索。
丹麦心哲学家、心理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之父。作为对黑格尔哲学反动，他认为，只有实在事物（actual things）、单个个体（individual entities）才是真实存在的，而非无尽的抽象概念。对于个人的自我完善（fulfilling）而言，人类生活中的个性层面和主观层面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一高级的伦理实体（supreme moral entity），因而他无须通过融入更大、更抽象的组织化实体来完善自我，对他最重要的，只是自己做决定（decision-making）。到了二十世纪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进而发挥道，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共同的、社会的东西（shared and social one），所以人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变成一个个个体（becoming individuals），找到一种真实的个人存在方式（authentic mode of personal existence），因此我们不得不做选择，尽管我们对结果毫无确定，但任何意义到最后都是我们赋予（give）它们的。萨特（Jean-Paul Sartre）受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并推动了存在主义哲学在欧洲的真正流行。他强调个体的自由是天生的、命定的，别无选择，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takes priority over essence），本质是没有的，需要自我创造；因此我们得为自己的生活确立基本规则，创造自我的价值，决定自己的个性（personality），换句话说，我们创造（create）自己。人拥有完全的自我抉择权（total choice of oneself），这就比海德格尔在主张上更为激进化（dramatized）[8]。
上述的这些观点，在二战后的四五十年代，迅速地流传在整个欧洲社会，其时的期刊杂志、知识分子、各类艺术创作如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甚至是在夜总会这样的地方，也时常出现存在主义哲学的身影，至今不绝[8]，不可谓不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总的说来，存在主义哲学强调自我抉择、自我完善，这与《树上的男爵》的主题最为相近；《不存在的骑士》对自我存在的求证，表明了个体的重要性，仍与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前提一脉相承；看上去《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梅达尔多身体两半意外的分与合，与存在主义哲学相关性不大，但其实存在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的急速发展，是基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和人性共同异化分裂这个背景之上，而这正是《分成两半的子爵》所尝试揭露的现象，如小说最后说道“但是很明显，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5]。
总之，对主体性的关注是二十世纪所形成的现代人自我意识的自然结果。这种关注，可以表现在方方面面，如存在主义哲学的出现与流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提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自觉的形成，文学创作对自我实现主题的追求等等。就本文所关注的文学自觉和自我实现来看，这二者其实可以统一于一个意识，便是三部曲所体现的现代人的自我意识。
（二）自我实现及其困境
上一章的论述几次谈及了三部曲自我实现的共同主题，但事实上，这个主题的内涵远比前文所阐释的复杂，甚至也不如卡尔维诺说的那样简单：“我要使他们成为描写人们怎样实现自我的三部曲”，“这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1]。因为三篇小说很显然并不指出具体的实现自我或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的方法，作家骑士也同样一直在深思着。这体现了作家对个人主体性的深度关注。
梅达尔多在被分为“善恶”两半之后，先是恶的一半回到泰拉尔巴，疯狂报复这个世界：他气死了父亲；不知感恩地将奶妈驱赶到了麻风病人村；令人制造绞刑架，滥用极刑，残忍地处死了不少无辜的百姓；还用各种手段把周边的所有物体都一分为二，有一次甚至故意将毒蘑菇给“我”让“我”油煎着吃，对小孩也毫无怜悯之心。善的一半回到泰拉尔巴后，处处为善，极力修复另外一半给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危害，能忍让则忍让，能劝人从善则劝人从善，最后甚至为了另一半的幸福，差点将爱人帕梅拉拱手让人。但就是这两个走至善恶极端的半边人，他们都承认不完整时的自己优于完整时的自己。如恶的一半说：“如果能够将一切东西都一劈为二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摆脱他那愚蠢的完整概念的束缚了。我原来是完整的人……我以为什么都已看清，其实只是看到皮毛而已。假如你将变成你自己的一半的话……你虽然失去了你自己和世界的一半，但是留下的这一半将是千倍的深刻和珍惜。”[5]善的一半也说：“这就是做半个人的好处：理解世界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的痛苦，理解每一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我过去是完整的，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些道理……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我现在怀有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界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抱以同情。”[5]这其间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①不完整之人由于不完整的局限性，因而不可能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含义及优越。而在作者看来，所谓的完整是善恶的兼容，极善与极恶都是有问题的。②所谓的不完整，不仅仅只是形体上的残缺，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残缺，而且更多的是后者。精神残缺的普遍性，隐喻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里所遭受到的精神摧残和荒诞处境。由①②得出的合理推断是：③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社会和世界，而这种不完整亦将持久存在。一则不能期待人人有梅达尔多的经历，二则“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但在一个不完整的社会和世界里，一个人的完整与保持如何成为可能？另外，梅达尔多意外地经历了从不完整到完整的过程，有很强的偶然性，又如何说得上是有意识地实现自我呢？最后，认为善恶兼备的人才可能是完整的人，那么善恶兼备但精神残缺的一般人又要如何实现自我的完整？这是《分成两半的子爵》在论及伦理层面的自我实现时所遇到的困境，而作家并未为读者指明出路。
柯希莫上树的自我抉择显然更具主观能动性，因而他在树上所构建的自由自在、精神富足、无所不有的文明生活，也就更具积极色彩，他的这种自我完善就更符合存在主义哲学积极有为的主旨。所以卡尔维诺明确地指出：“在《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善。”[2]柯希莫为自己立的墓志铭，也甚是洒脱：“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5]尽管如此，这种自我实现的路径仍有不少困境。首先，柯希莫之所以会上树，并在树上度过余生，根本原因在于过分沉闷虚伪的家庭生活环境，直接原因在于姐姐巴蒂斯塔的蜗牛饭的促使。但无论是根本原因还是直接原因，柯希莫上树的心理机制都是出于对别人控制自己生活的恐惧和焦虑，是出于对某种消极因素的避免，未必全是正面的积极的追求。其次，柯希莫最初上树的行为未必没有负气之嫌，比如第五章他就不无夸耀地对薇莪拉说道：“你知道从哪以后，我从未下过树吗？”这便表明了其最初自我抉择的不成熟性和不纯粹性。再次，如果说爬到树上生活是为了避免地面世界对自己的异化，那么绝对地避免双脚沾地，避之唯恐不及，如何不能看做是对自己的另一种有形的束缚和异化呢？所以小说最后晚年的柯希莫也不无感叹地说：“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做了一件好事：生活在树上。”[5]但这与他认为的“谁想看清尘世谁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5]的说法一样，未尝不是自己负气上树后对自身行为的一种合理化，这其中还可能含有自欺欺人因素。最后，作家的根本矛盾在于柯希莫与社会若即若离的关系上。一方面，柯希莫上树后就拒绝下地，形式上与地面社会彻底决绝，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广泛自由地参与了各种社会事务、接触社会各个阶层，依然在树上过着文明化的生活，依赖于地面上的人对他的迁就与顺从；一方面，柯希莫的超凡脱俗让人自感循规蹈矩的弟弟佩服，但另一方面，弟弟却避免自己的下一代与哥哥的接触，算是断绝了亲属上的关系。小说的结局更是意味深长：柯希莫抓着热气球消失在了天际，于是他所解释不清的理想便也从此破灭，“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5]，而柯希莫式的人物也算是于世上消失了。综上表明了卡尔维诺潜意识中对自我实现的某种虚无态度，对这种方式的自我实现的合理性、可能性，作家不是没有保留态度的。
《不存在的骑士》是作家将潜意识中关于自我实现的某种虚无态度推向极致的小说，这里的虚无态度便是名实的割裂。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世事尚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名不副实的事情并不罕见，名字、思想、形式和制度莫不如此。而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又充斥着许多既无名称又无特征的东西、现象和人。”[5]这表现在阿季卢尔福身上，便是他拥有一名理想骑士所该有品质，追求完美和真理，自我意识很强，但偏偏却没有一般人都有的血肉之躯，而他的马夫古尔杜鲁却恰恰相反。阿季卢尔福嫉妒尸体的外壳，却明知自己永远得不到，这种求而不得，使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感上——也就是自己作为骑士的身份、人格、尊严。他作战英勇，述职完美，不夸张不自矜，总是客观准确地自保军功；尽管他没有肉体、无法进餐，但他却仍然郑重其事地去参与宴会，正襟危坐，一切行为举止均依照骑士身份的标准严格表现；他无法与女性正常交往、性爱，但却怯于承认，依靠自己的口才与机智巧妙周旋，与欲望强烈的普莉希拉安然度过一夜，并被认为富有男子汉气概；最重要的是，他为了应对托里斯蒙多对自己骑士身份的质疑，他不惜一切代价，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险寻找早先被他救过的索弗洛尼亚公主求证自身的存在……但就是这么一位骑士，最终也是由于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迷惘，永远消失了。另外，“阿季卢尔福•埃莫•贝尔特朗迪诺无疑堪称一个模仿军人；但是大家一致公认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5]阿季卢尔福求证自我存在的悖论本质，一方面在于他有着存在之名（骑士身份）却没有存在之实（外在形体），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将对自我存在的求证与其他人的认同捆绑在一起，这便造成了“自我认同——他人认同”的永远不和谐，最终使其存在的意义变得完全虚无。现代人活在庞大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每个人都变得极其渺小，社会地位几乎无形，但这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需求、互相肯定需求却日益深化，人们的存在感与他人的认同捆绑一起，使得现代人生活在一种对身份和意义焦虑的处境之中，生活的意义变得渺茫，自我实现更是飘瞥难寻。
四、总结
Gregory L. Lucente采访卡尔维诺时指出一个重要的现象：
根据某些评论家的观点，不仅是您的作品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都开始有了文学自觉的意识，并对这种文学上的“过分自爱”（narcissistic love）有了意识。这种现象便构成了一种对直接面对社会的日常现实的拒绝，——就文学意义而言，更准确地说，这便是一种对社会现实再现（social representation）的远离。
卡尔维诺认同了这一说法，并指出：“众所周知，所谓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实际上并不总是客观的（objective）……在经历过最初那段相信某种客观现实主义（objective realism）的阶段后，我很快明白到，为了表述一些事，包括那些与意大利社会相关的事，去关注自身（look within oneself）或者通过某些在传统意义上可能并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representations）来展现社会肌理（social mechanism），这是很有必要的。”[1]这种放弃传统上的对文学再现社会现实的规范，并转而采取新的表现方式去反映社会、介入现实（intervene in reality），是卡尔维诺文学自觉的重要内容。以《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为例。这三篇小说借用童话的形式，通过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深刻寓意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人格分裂、异化、不完整、不完善、精神迷惘、焦虑不安的真实处境，并由此对人们实现自我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种思考尽管不能为读者指出明确的实现方案，但毕竟也反映了作家对自我实现主体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是对人作为主体性的关注。卡尔维诺同时代的评论家将卡尔维诺的文学自觉意识与文学的“过分自爱”意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即是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文学自觉，无论借用何种表现形式，已经越来越有一种主体性意识，这也就是“过分自爱”的含义。也就是说，在本文的话语系统里面，三部曲所体现的文学自觉与自我实现主题是互相统一的，并且统一于背后的现代人的自我意识。而这正是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值得再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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