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福州市分卷》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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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17 · 书评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经·周南·关雎·序》的这段话极好地揭示了艺术作为情感宣泄（catharsis）手段的本质，所谓的“言志”“嗟叹之”“歌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一而足，指的均是艺术宣泄情感的本质功能。我们常说艺术反映现实，但艺术往往可以独立于或者高出于现实。其实就反映现实来说，也不妨把它理解为一种人们表达自身对现实认识的情感需要。民间歌谣作为普通民众日常闲暇的精神创作和精神娱乐活动，具有贴近生活、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记诵的特点，非常符合我们对艺术情感宣泄本质的认识。这些特点促进了民间歌谣的传播流行，使之获得广泛的接受群体，并广泛地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他们真实的喜怒哀乐——这最终形成良性循环。民间歌谣无疑是民间文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这是我们在阅读《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福州市分卷》（下称《分卷》）时所采取的态度。从1984年开始，由中央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此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从1988年夏开始，数以千计的采风队花费近三年的时间，深入福州的五区八县开展具体细致的民歌搜集工作，此书终于于1990年夏正式出版。《中国歌谣集成》作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一部分，体现了民间歌谣在民间文学的重要地位；而以采风队为名进行收集工作，则体现了民间歌谣广泛反映普通民众现实生活的特点。这些都印证了我们上述的说法。就内容而言，《分卷》具体而微地证实了这点：

从时间上看，《分卷》采集了唐宋元明清至新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民间歌谣作品，在比重上，以晚清民国及新中国时期的为主；从地域上，《分卷》采集了福州的五区八县乃至各个县下农村的民间歌谣作品，在比重上，以福州市区、郊区的为主，如鼓楼区、台江区等。民间歌谣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分布不均衡，或许反映了某些事实，如民间歌谣在近现代经历了繁盛期，民间歌谣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市区发展更为充分等等。本书《前言》对此的说法是：“福州传统民歌由于历代统治者的篡改与摧残，大都失传，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中晚唐五代的一小部分。能保存下来的歌谣，多赖于在内容上与时事息息相关、脉脉相连。”当然，这些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我们也无法证实它。我们能肯定的是，民间歌谣作为普通民众现实生活的反映，它的生命力在于这种反映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换句话说，民间歌谣的内容是其所处时代面貌的一面镜子。只有当这面镜子还能准确地照出某一时代的真实面貌，人们才会继续保留它。

按照此书的分类，这些民间歌谣可以分为八大类，下面是笔者阅读这些民间歌谣时所作的札记：

1. 劳动歌。劳动歌具体还可分为：田歌、渔歌、牧歌、织布、茶歌、盐歌、放牧歌、船工歌、水上歌、城市劳作歌，甚至包括了闽江水上船民贺年歌（即疍民新年时上岸挨家挨户讨粿所唱歌谣），涉及了社会各劳动阶层的各个方面。这些劳作歌：①有的热情赞颂了劳作的价值，主要以谕农歌谣为主，作者一般来自或者代表统治阶层。如唐颜仁郁的《赞农曲》，五代黄演的《劝农歌》。当然也有一般民众创作的，如畲族的《农事歌》从一月到十二月分为十二节，每一节都重复一次“劝你姐妹要肯干”的句子，歌谣最后以一句“农事做完好过年”结尾。②有的描写了普通劳作者辛苦的劳作场景，经常同时反映了他们悲辛、卑贱的生活与命运。这类歌谣较多，如《耕牛谣》借耕牛任人使唤的形象，表达了农民被剥削殆尽而依然生活无着的悲剧现实；《长年诗》从正月写起一直写到十二月，表现了农工的“长年苦命”。当然也有类似《织布歌》《放筏歌》《砍柴歌》这些仅仅反映劳作场景和劳作全过程或部分过程的歌谣。③《分卷》所搜集到的不少歌谣，实际上与劳作并无关系，而仅仅只是反映了某些劳作者的特殊身份，最好的例子便是闽江水上船民的贺年歌。有意思的是，《分卷》还收录了一首《教书先生》，反映了教书先生辛苦教书，而书教成后，家长只称赞自己的孩子“哥也通”（聪明），而却不不仅不认可教书先生贡献，还立即要另请“举人伯”当教书先生的炎凉现实。由此可见劳作歌所反映的社会面的广阔。
2. 时政歌。时政歌顾名思义是针对时政而作的歌谣，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如中晚唐的《皇米一半出闽疆》，以“闽人吃尽苦中苦，丰年也要度饥荒”的夸张说法，反映了当时严重课税的情况；明《陶垕仲劾大昉》反映了陶垕仲弹劾薛大昉最终胜利的史实。正如我们在前文论及的，《分卷》所收的歌谣在时间上以晚清至新中国为主，时政歌也是如此。马江海战歌谣、辛亥革命歌谣、阶级斗争歌、抗日福州歌谣、颂世歌构成了时政歌的主体，分别表现了不同时期普通民众对其时政治局势、政治事件的认识与态度，有很强的史料价值。这些时政歌立场分明，不少仅从标题就可以分辨出作者的爱憎与主张，如[清乾隆]《乡绅坏得很》，[清末]《救国十劝歌》，《欢迎孙中山》，《提倡剪发歌》，《十恨财主》，《抗倭歌》，《去找解放军》，《共产党来了笑哈哈》等等。
3. 仪式歌。仪式歌主要涉及了民间婚丧喜庆、迷信活动的各种仪式，或者是对这种仪式的直接描写，或者是这种仪式所要求演唱的歌谣，但《分卷》中的仪式歌内部成分复杂，常常并不涉及任何具体仪式的描写，而单纯只是某种民间信仰或者迷信。如《老鸦其咬咬》：“乌鸦其咬咬，树顶飞树下，大家都平安，何必汝乱咬。”表达的是福州旧时认为乌鸦不吉利的迷信。逢凶化吉的办法之一，便是在遇到乌鸦叫的时候当面唱起这首歌谣。又如《佳鹊其喀喀》：“佳鹊其喀喀（喜呜声），担的来，挑的来，空手客人不要来。”表达的只是主人希望在喜鹊报喜的好兆头下，来的客人都能带上佳礼的愿望。这些都与仪式无关，甚至也不是在某种仪式下所必唱的歌谣，除非我们把这唱歌的行为本身称作仪式。可见这里的“仪式歌”的概念被使用得非常宽泛，甚至连节令歌也被包括进去。但据我们考察，这些节令歌没有一首与仪式有任何关系，毋宁只是单纯地蕴含了节令知识的歌谣，如《风灾歌》《正月十五舞龙灯》《十二时令歌》《除夕歌》《十二月闲歌》等等。仪式歌下列的还有“礼俗死节歌”，如《女子为何不是人》，《上门守节歌》，也都不是仪式歌。真正符合我们定义的仪式歌是关于礼俗婚庆的歌谣，而它们构成了仪式歌的主体。这些歌谣只有少量涉及了仪式的描写，如《伴房嫂歌》《新郎提髻歌》《拜堂唱歌》，但大部分都只能当做是在婚庆仪式下所演唱的歌谣。由此可见，福州方言仪式歌更多指的是与仪式相关的歌谣而不是描写仪式的歌谣。
4. 情歌。情歌作为表达男女之情的重要载体，包括了盘诗歌、诘问歌、赞慕歌、相思歌、相爱歌、送别歌、孽缘歌等等。比较其他类型的民间歌谣，情歌更具有对唱性，或者说，具有更明确的歌唱对象，盘诗歌是最好的例证。盘诗歌，又称对歌，“是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进行轮番对唱，没有固定的唱词，却有一定曲调”的歌谣。盘诗一般都是顺口溜，唱词依对方问词作答。典型的代表有《歌探》《盘诗歌》等，这些歌都有问有答，互动性极强。但如果按这个标准，诘问歌中收的《天塌下来哥敢当》《桔仔掉落古井心》《哥妹对答》《对妹总是一条心》也可以看做是对答歌，因为从形式上这些歌谣均有甲乙两角色分唱对答。情歌一般有明确的歌唱对象，理至易明，不必赘叙，如《人生情义值千金》总分十段，每两段都重复一次“唱歌山歌给妹听”“歌唱山歌真好听”，总共五次。民间情歌与一般文人创作的情歌不同，语言质朴，情感直接，体现了强烈的民间性。如《雷公闪电直缠缠》（三）：“哥和妹约月上梨（梨：来），月已上来哥不梨。不是妹厝月出早（厝：家），就是哥厝月出迟。”《上树抓鸟鸟唱歌》：“……妹妹其话句句香。出门三日不带米，念妹言语当干粮。”民间歌谣在艺术表现上所运用的技巧往往简单，甚至没有特别的技巧可言，这一点深刻地体现在“数字修辞”的广泛运用上。所谓“数字修辞”，在这里指的是，通过使用数字或者类似序数性质的词语，来更有层次条理地进行表情达意的方法。如劳动歌《十唱鱼名》共十段，分别以“一声锣炮”“二声锣炮”……“十声锣炮”开头，介绍了福州当地的十种鱼类；时政歌《爱国歌》总共提出了“十望”（“第一望……第十望”），反映了福州民间反对袁世凯签署日本二十一条的愿望及其对应措施；仪式歌《十二月节气花名歌》从“正月”到“十二月”，分别描写了一年中不同月份里福州的主要花种。“数字修辞”在情歌里也有极为广泛的使用，如《十粒荔枝》《十条香线保佑哥》《十觑郎》《十想妹》《十送郎君》等等，很好地表现了情歌作者复杂、细腻的情感。以下两首歌特别体现了“数字修辞”之于福州情歌的重要性，“数字修辞”被使用到这种程度，在整个《分卷》都是罕见的：《别妹》一歌甚至从“别妹一站”一直唱到“别妹二十站”；《团圆记》一歌“妹妹敬歌十杯酒”后，跟着便是九段的“第二劝酒……第十劝酒”，劝完酒，又来了十五段的“一站别妹……十五站别妹”，而妹妹思君甚深，从“初一望哥”一直望到“初十”，哥三年后归来，“一买……十二买”地为妹妹“买了几件礼”。除此之外，情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穷人为富人欺凌的不平等遭遇，如《抱郎妹》《等郎妹》二首。“等郎妹”“抱郎妹”是福州封建社会时期的两种童养媳，前者是富人为粉饰门面、增加劳力，孩子尚未出生，便为他提前买了个媳妇以待；后者是当婴儿周岁或二三岁时，即娶个媳妇与之拜堂。《等郎妹》反映了等郎妹从小“等郎等到五十七”的悲惨命运，由此可见封建制度对人性压抑之深。
5. 生活歌。生活歌是福州民间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量上在《分卷》中占据了五分之一略强的篇幅，是比重最大的福州民间歌谣类型。生活歌广泛地反映了福州地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这种生活的认识与态度。有反映穷人单身、女婴被溺、媒人乱说亲、后母偏心残忍的世态歌；有讥讽野仔（男流氓）、道士、新人、懒婆、早婚、泼妇、瘟神的讥讽歌；有表现生活哲理、提倡勤俭隐忍和气、劝诫新郎新娘的劝世歌；另外还有反应时代和地区特点的禁赌禁鸦片歌、侨乡歌、福州城商业歌。不一而足，反映面十分广泛。特别是侨乡歌，如《南洋记》（又名《华侨泪》）《十送郎君去番邦》《去番传》，不仅详细地展现了福州下层百姓为了摆脱贫困而不得不走上去国离乡之路的具体路线、方法，以及背后的爱拼精神，而且还生动地刻画了这种背井离乡所造成的与亲人之间的离别之苦与思念之苦。福州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农耕条件相对较为落后，这种落后的农业生产水平，加上近海宜商的地理位置，使得福州形成肯吃苦、敢拼搏的地区性格，福州众多的侨乡便是在这种地区性格与特定时期下形成的历史现象。但总而言之，生活歌是研究福州普通民众生活及其生活态度的重要材料，应该认真对待。
6. 历史传说歌。历史传说歌与时政歌不无重叠之处，主要反映了历史上流传在福州当地的一些历史故事歌、历史人物歌、传说故事歌，这些歌谣反映了福州普通民众对一些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认识，所以也具有时政歌反映时事、针砭时事的特点。这些历史传说歌具有浓厚的福州地区特色，其中所反映的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均是福州本地的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比较出名的如王审知、戚继光、林则徐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分卷》所收集到的福州历史故事歌（《字字句句古人名》《十字唱古人》《十唱古人名》），均是根据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及其著名事迹编撰而成的，表现了鲜明的历史教育功能。
7. 儿歌。《分卷》的儿歌分为游戏歌、教知歌、谜语歌、其他等四种。这些歌谣童趣盎然，语言简单，音韵和谐，思想单纯，篇幅短小，短语重复、结构对称现象较常见，十分利于儿童传唱记忆。如《坐手轿》：“你抬轿，我抬轿，我坐轿子跳呀跳；前不拉，后不赶，抬来抬去两边走。”《“阿姨”叫荔枝红》：“‘阿姨’（夏蝉）叫，荔枝红；青蛙叫，抱火笼。”另外，由于儿歌利于儿童传唱记忆的特点，某些儿歌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某些地区变体。如鼓楼区的《行！行！行！》：“行！行！行！行到福州城。福州做买卖，彭海金钱蟹。螃蟹胶，请亲家。螃蟹手，请朋友。朋友到，齐相贺。相贺朋，你一角，我半爿。”流传到（或者相反）仓山区就变成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到福州城。福州做买卖，彭海金钱蟹。螃蟹胶请亲家，螃蟹手请朋友。朋友道，请学道。学道朋，你一楞我半爿。”这种流传产生的变化体现在不同的用词和停顿，但二者模仿的关系十分明显。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歌谣传播变体现象无疑是一个有趣、值得研究的课题。
8. 杂歌及其他。此部分所收集的歌谣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分类，计有《真鸟仔20首》《佳鹊仔6首》《邵飞飞<薄命词>30首》《长篇弹词<榴花梦>选段》，内容十分庞杂，分类标准也十分模糊，不易把握。如《真鸟仔》（一）：“真鸟仔，啄菠菠，三岁孩儿会唱歌，不是罢奶教奴唱，是奴腹里通通歌。”是在福州流传甚广的儿歌，可以放在儿歌类。另外，后面的《邵飞飞<薄命词>30首》《长篇弹词<榴花梦>选段》，都是文学创作，或许体现了当时的福州话口语特征，但毕竟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歌谣。此书《前言》说：“这两组韵文，因为它流传民间已久，虽然不是民歌，但是它享受了民歌的待遇，传入平民百姓家，饮誉海内外，又是福州的特产，我们故录之。”这体现了民歌甄别标准之复杂。

总而言之，尽管《分卷》存在分类上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认为它较好地体现了福州民间歌谣的基本面貌，对福州民间文学的文献研究意义重大。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民间歌谣分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分卷》能全面地收录这些歌谣并进行大致的分类，已经标志着福州民间歌谣的重大进展。但对于这些歌谣的全面细致研究，我们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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