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第三卷是苏格拉底对其理想城邦的初步构建，因此体现了非常强烈的规定性，这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的。从理想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或许认为自己不过是在老老实实地描写出理想城邦所该有的基本形态而已。无论如何，这二者说到底还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层面的不同投射，而投射的源头，正是第三卷的文本。
这一卷的重点与核心其实是在城邦护卫者的培养，但同时又涉及到了比较具体的文艺政策等问题，所以内容上比较庞杂。我们得意识到的是，这一卷的所有论述，都基于第二卷关于理想的城邦需要精细分工的预设。正是在一个分工良好的城邦，城邦的各个组成成分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本卷对护卫者的培养才有意义。而关于护卫者培养的种种要求与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示范，可以同理应用到其他城邦成员上，区别只在不同的培养细则罢了。另外，本章谈到的文艺政策，其实也是对第二卷关于文艺中如何描写神的问题的延伸。
苏格拉底对文艺政策的各种管制，是第三卷的开始与主体。他首先谈的是史诗的问题，这是对上一卷话题的继续。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书里不止一次表示对荷马的崇敬与喜爱之心，这是他的个人立场；但从整个城邦的公益（common good）出发，他又坚决反对荷马史诗中对神的各种描写，第三卷中所引的需要删去的诗句，无一不是出自荷马史诗，因为这些对神完美、至善形象的不利描写（此处不详谈），将会给世道人心产生误导、坏榜样的深远影响，不如一一删去或者直接禁掉了事。当然，根据第二卷的说法，这些应该删节或者禁掉的文艺作品也不是完全使之消失，而是极为严格地限量保管起来，允许“极少数人”在秘密的宣誓与仪式后得以接触。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根源还在于社会的分工，好比护卫者的培训方式与统治阶层与劳动阶层不同一样。孟子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与苏格拉底允许一部分接触大部分接触不了的东西，背后的心理动机是一致的。这一点，在他关于“虚假”的论述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他说：“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那么显然，我们应该把这种药物留给医生，一般人一般不准碰他。”苏格拉底意识到：“谎言乃是一种无论谁在自身最重要的部分——在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上——都最不愿意接受的东西。”（第二卷）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谎言一则实际上却无法消失，世界本来就充斥着洗不干净的谎言，二则谎言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手段又必不可少，否则世界不会总是充斥着谎言。苏格拉底对此的处理方法是简单而又理想的，严格管控文艺作品，严格管控社会分工，严格进行区别培养，统一口径，定于一尊，此时则无所谓谎言不谎言了。就此其实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理想国的构筑，本质上还是要从最纯粹的世俗经验出发的，或者用后世学者罗尔斯的说法，近于所谓的“无知之幕”，或者康德的道德律令。前提或许是对自己绝对真诚。
苏格拉底对文艺政策的管制除了删节或者禁掉相关的已经流行的文艺作品，还包括各种对文艺从业者的要求，对文艺创作词汇的要求，对文体的规定等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艺政策实际上涉及了文艺创作及文艺作品内容上、形式上、风格上的方方面面。
苏格拉底对文艺从业者不仅要求他们不能抹黑神的完美、至善的形象，而且还不许他们“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说法有错误”。比如他们举例说明不正直的人比正直的人更快乐，不正直比正直更有利可图，这些都是不允许的；他们只能说相反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文艺必须唱响主旋律。这也就更好说明了在第一卷中，苏格拉底坚持认为“正义总比不正义好”，是一种理想性高于现实性的规定，不在理想城邦的框架下而简单相信那种说法，是会吃亏的。另外，对于表演者，苏格拉底特别不信任那种善于模仿、“扮什么像什么”的演员，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城邦里来；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①苏格拉底对模仿根深蒂固的鄙弃，他认为模仿的就远非本质的，而文艺创作与本质之间又隔了不止一层的模仿。在《理想国》第十卷他甚至认为“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可参看。②苏格拉底不信任善于模仿者的道德品质，因为他们善变，“他的品质愈坏就愈无所顾忌，他什么都模仿，他觉得什么东西都值得模仿”。（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对于模仿的内容规定，与上述的要求正面、积极是一致的，他反对模仿女人、奴隶、坏人、鄙夫、工人、划桨人、自然的声音等等）。③苏格拉底认为模仿者也需要精细的分工，如对于戏剧演员，他说：“如果他们要模仿的话，应该从小起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
苏格拉底对词汇的要求，论述不多，但极可注意，主要是从反面出发，认为词汇中那些意义消极的、“可怕的凄惨的名字”都应该统统废除，仿佛乔治奥威尔《1984》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但苏格拉底的目的在于，他想通过语言的词汇系统的更改来移风易俗、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传统语言学认为词汇的语义是与世界相关的），如原本被认为消极的死亡、破产，因为找不到对应的话语来表达悲伤的情感，人们就会变得乐天知命，而苏格拉底认为这是社会有序的一个很好的象征。与之相似，苏格拉底对文体区分的论述也极为有限，但很有价值。如他对模仿/叙述、悲剧/抒情诗体的区分：“诗歌与故事共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所说的悲剧与戏剧；另外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体都是这种抒情诗体。”另外还存在一种混合体裁。苏格拉底认识到这种题材是“大家所喜欢的”，但在理想国内，这种混合体又是不存的，因为每个模仿者都是单一的模仿者，喜剧就是喜剧，悲剧就是悲剧，划然为二。
除了上述文艺作品（还包括表演、讲故事）外，第三卷还涉及了音乐教育和体育训练的问题，但原理上与上述文艺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简单的说就是：这些训练都要因人而异、区别对待，用最正面的、最合适的内容从小严格地培训、熏陶（这后面还涉及体育训练与音乐文艺熏陶如何搭配的问题，此处从略）。
但在苏格拉底看来，光是对护卫者进行培训是不够的，培训前后的筛选与甄别也至关重要，因为他要保证在理想的城邦内，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主要有三条办法：第一便是在筛选前从天性上选对人。这里可能还要涉及到理想城邦的交配、繁育问题。苏格拉底认为，最优秀的基因要与最优秀的基因搭配，而那些在体质上和品质上都有极大问题的，本身就应该驱逐出城邦之外，以保证城邦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所以，要选对护卫者的接班人，无非是从优秀护卫者的后代去筛选，如果非护卫者的后代表现出了优秀护卫者的品质，那也是可以酌情录用的。（尽管操作上这是非常之困难的）第二是要随时考察这些护卫者，以此来检查他们是否具有护卫国家的终身信念，是否保持了护卫国家的能力，永远使能力上和思想上符合优秀护卫者要求的人担任护卫者工作。第三是从反面入手，使用“反欺骗诱惑”的方法进行考察，不无类似文革的上山下乡。苏格拉底说：“我们也要把年轻人放到贫穷忧患中去，然后再把他们放到锦衣玉食的环境中去……看他们受不受外界的引诱，是不是能泰然无动于衷，守身如玉，做一个自己的好的护卫者”。
第三卷的主要内容大致如此。因为内容庞杂与时间的有限，以至于第三卷的不少有趣的思想观念不能在此进行梳理，如苏格拉底对与色欲和正确的爱的论述，关于黄金品质、白银品质、铁铜品质的类比，这里只好暂付阙如。但务必注意的是，类比法和诘问法，是所谓苏格拉底方法（Socrates’s Method）的重要组成成分。至于这种方法有效性如何，同样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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