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各种不确定因素困扰人心的时代与社会，《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无疑是一部应时应景的“心灵鸡汤”，不少人需要借此平复或麻醉自己由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情绪危机，这无可厚非。当然，同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与社会，情绪危机所衍化而来的不信任感也使不少人压根就不吃这套。现代社会是多元的或者分裂的，但人心确实是浮躁、不稳定、需要慰藉的，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现实感。现在“心灵鸡汤”或许不是一个好词，但它的存在自是合理。人是用情绪思维的感性动物，有外界“刺激”就必有内心“反应”。由经验所产生的一套应对现实的“反应规则”，再加以普适化、理论化，或许就是各类“心灵鸡汤”的生成机制。这么说来，所谓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等，从上帝的角度看来，也不得不说是“心灵鸡汤”之流了。无怪乎人一思考，上帝便笑。盖面对拙劣、粗制滥造的“心灵鸡汤”，造出上帝的人类也是要笑的。
听了那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此生。这种现实感，使我们开始怀疑、反思并挑剔所谓的人生哲理、处世哲学是不是化了妆的、欺世盗名的精神麻醉品，而实际上并无益于现实人生。孔子说的“多见多闻”还要“阙疑”，正是知世之谈。用这种态度来审视《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我们得说这本借题发挥为王阳明心学做注脚的书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封面上“王阳明原著、罗智编著”的字样，宣传上“体悟此书，从此获取智慧、走向成功”的暗示，让人对于这位流于浮夸的王明阳心学代言人不免心生鄙夷。真正读毕这本拼凑而来、含糊不清、挂羊头卖狗肉的书，我们意识到，这不是一本助人“诚意”“悟道”“致良知”的心学读物，应随它自生自灭，不值得浪费笔墨去做书评。但正如王阳明指出的：“天下之大乱，由虚文盛而实行衰也”。如果五百年后我们还无法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先贤的思想遗产，而只是任由这类三流作品反讽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不仅王明阳文以载道、明道的抱负被辜负，我们实际上也难以说得上有进步。
首先，我们得有现实感，认识到王明阳的心学理论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而不是横空出世的。剥离掉后世的神化色彩，从《王明阳全集》的《年谱》来看，王明阳幼有大志、为人进取、胸襟广阔，而且颇有慧根，阅读涉猎广泛，知识储备扎实，是一个有作为、有前途的人才。王阳明一生仕途大体顺利，二十八岁即“举进士出身”，但也经历过几次颇富意义的人生波折，特别是三十五岁时他踌躇满志“上封事”，却得罪当权宦官刘瑾，被“下诏狱”，廷杖四十，贬谪到贵州龙场三年的政治事故，改变了他的一生，其心学理论即由此形成。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刺激——反应”是人类最基础的心理认知模式，王明阳心学即是他在人生最低谷时应对强烈的现实落差所产生的一套自我解救的理论。这理论渊源有自，既是对孔孟学说、宋初理学以及佛老教义的某种综合性继承，儒学思想是其根柢；但同时也颇具个人色彩和原创意义，立场坚定、主张鲜明，使人有“标新立异”之感，这也就是《传习录》所谓的起初“天下谤议备众”“朋友踪迹尚零落”的原因。但随着王明阳此后在军事上的功业日荣，他所毕生坚持与不断完善的心学理论体系也相应地显示和印证了其自身强大而又独特的生命力，再加上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他的那些高官弟子们的宣传等各种因素，他的学说最终得到了历史的认同，他也因“立功”“立言”“立德”而变得“不朽”。王明阳生前生后的巨大成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其心学理论的合理性，但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历史的误会，使得后世功利之人投机地认为心学是王阳明所以成功的原因、读读心学便有利于“获取智慧、走向成功”，但这与读读生理学便有利于消化一样可笑。王阳明反复申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强调了其心学的实践特性。这种“知行合一”的人生观，可以看作是一种务实的、有现实感的人生信条，它把学问与生活打成一片、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而不去虚谈二者孰先孰后、孰优孰劣，最是谦卑、有自知之明。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独特的人生际遇，把复制别人成功的侥幸心理当做是解除情绪危机的解药，怕是“用错功夫”了。只是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却是可以一以贯之的——人生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其次，王明阳心学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说，关乎世道人心，企图通过个人“致良知”“当圣人”的修养追求达到圣学不辍、社会和谐的终极目的，体现了传统儒家文人民胞物与的天地情怀和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王阳明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天下之人，皆吾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是最好的例证。因此，他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地以孔孟之后的正派道统自居，直接“为往圣继绝学”了。他的“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的说辞，也不过是孟子“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千年后的又一翻版，所谓“托古改制”是矣。我们要看到的是，作为个人的日常修养，虽然传统士大夫的民胞物与的天地情怀或说道德优越感可以不必有甚至不应该有，但在现在这样的原子化社会，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则是必需的。这是由于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一个人的健全发展都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屈原的“独立不迁”式的独立人格是没有问题的，但他的“独无匹兮”式的孤立人格却导致了自己的幻灭；与社会决裂的卢梭，最后精神致疾而死，死前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才意识到“我只能在大家都幸福时才感到幸福”。荣格有所谓“I+We=Fully I”（我+我们=完美的我）的著名公式，或许是民胞物与在当代语境下的最好注解，不无康德伦理学中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意味在里面。这也是王阳明心学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所在。
最后，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和根本目的在于“致良知”，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基本方法，可以用“何思何虑，勿助勿忘”来阐释。“何思何虑”不是“不思不虑”，而是所思所虑就只是一个“良知”（“天理”）。而“勿助勿忘”则是说，“致良知”是一个自觉追求的日常性过程，这个过程循序渐进，既不能拔苗助长、刻意为之，也不能三心二意、半途而废，而这种追求的最高境界合乎人性的同时也合乎自然（“心即理”）。王明阳的理论预设是，“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但人由于社会的蒙蔽，或者人自己的“自信不及”，便把胸中的圣人“都自埋到了”。至于圣人，则“尽心、知性、知天，生知安行事”，不必追求便已达到上述所谓的合乎人性又合乎自然的最高境界，同时也证明了这一境界是人天生自具的，合乎人性又合乎自然。王阳明这一不无玄学神秘色彩的学说，就当下而言，其意义在于向读者指明，人生是一个追求真理、不断“去魅”、不断做减法的积极过程，而不是踵事增华、庸人自扰、浑浑噩噩的“有事忙、无事亦忙”。唯有如此，人生才可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无论世界如何纷杂，我都能游刃其中而不为物累、积极入世而不消极逃避，任何情绪危机皆不足以伤我以虚无。这种类似极简主义（minimalism）的修养当然需要一生坚毅而又专注的追求，追求自我实现的最大化。这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
总而言之，上述纲要式的评述不过向读者表明了阅读王阳明心学所该有的基本态度而已：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至于王阳明心学理论到底如何，这不是看了这篇文字和那本《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所可以了然的，关键是去看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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