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对语言学产生由衷的兴趣、并在以后决定以语言学作为主攻方向，是在听了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朱晓农先生的讲座之后的，当时我才大一。
那场讲座是在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院办404举行，时间是2015年10月17日晚上8点到10点30分左右。其时适值湘语国际语言学会议在长沙举办，来自海内外各地的语言学学者、专家齐聚一堂，白天在集贤宾馆开会讨论，为期两天。作为活动的承办方，湖大文学院还特意邀请了其中一些嘉宾晚上到文学院院办进行讲座，总共两晚，每晚两场，七点开始，由两位主讲嘉宾分别演讲，每个人大约一个小时。听众主要是文学院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除了我和另外一个大一同学，就只有两三个负责出新闻稿的同学了。两个晚上都是如此。
朱晓农先生的讲座是在第一晚的第二场，前面第一场是由他的好友，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麦耘先生主讲。后来我了解到，朱先生和麦先生不仅是多年的好友，而且在学术上也多有合作，他们在思想上是相当投契的。两位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是语音学，但他们那晚的演讲却都在强调方法论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麦先生主要在说教，突出好的方法论和好的论文的相关性；朱先生主要在演示，展现好的方法论的强大解释力。两位好朋友似乎不无分工。
记得麦先生刚出场，就开玩笑说今晚的好戏全在朱晓农身上，所以他会尽量讲快，但当他结束时，也已接近八点了。麦先生的讲座话题是“做学问的四大件——材料，理论，方法，观念”。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的论文要求：论文最开始必须用至少一节篇幅来写明方法论，不然不看，直接不通过。他觉得，方法论的阐明好比勾勒出了全书的骨架，能使作者思路更清晰、逻辑更严谨、论文更通畅，也有利于审稿人的评判。这让我想起自己高中所写的一篇四万字论文。在这篇论文的“绪论”里，我专门写明了“怎么写与写什么”，算是实践了他老先生的理念，所以麦先生的讲座内容对我而言，是学术的基本功，并无太多新意。末了，麦先生还慎重其事地向大家推荐了朱先生的著作《方法论：语言学的灵魂》，仿佛在说：方法论，很重要；朱先生，人有看头，书也有看头。不无恭维之意。
朱先生还没上场我便注意到他了。那时他在嘉宾席上玩手机，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浏览手机资讯。麦先生在上面演讲，他几乎都不怎么抬头，除了应景的笑话，他要把脸露一露笑一笑外。这跟后来麦先生始终仰头注目听他讲座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当然，麦先生生活方式也比较传统，穿着复古，举手投足也颇有一股士大夫文人之气，似乎不用手机，至少没看到。相比之下，朱先生就现代得多、亲切得多了：会玩手机，会飚英语，会举现实生活的新闻、网络上的段子作为例子，插科打诨起来全场皆为倾倒，不见代沟，穿的也比较常见，是白色长袖衬衫配西裤。
朱先生上台后，先是回应了麦先生的恭维，接着便开始直奔主题。朱先生看过去并非精力充沛之人，白色的衬衫更衬托出他的一脸疲惫，但他演讲起来，确实活力十足。尽管他的语调欠缺抑扬顿挫，但在那不动声色的语流中，我们都能感受得到他的激情、他的幽默、他的机灵，以及他那仿佛“血气未定”的攻击性。特别是原定于九点结束的讲座，他居然一路发挥到十点半还意犹未尽，其间也没人阻止，也没人暗示，只是到了最后，他自己看了手表，觉得时间不早了，这才不得不刹住。感觉上，他是个有舞台控制欲、并且懂得如何控制舞台的人。他的讲座，语言风趣、个性鲜明、涉猎广泛、内容实在、逻辑严谨、思想前卫，这些都使他的这次讲座更像是一场学术明星的真人表演，令人难忘。不过，他的其他的一些表演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久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对知识内容和思维模式有特殊挑剔的人，我当时完全被他的演讲内容吸引而无暇他顾了。
朱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李约瑟难题和社会红眼病”，副标题是“集体思维和社会无意识行为的语言根源”。李约瑟难题众所周知，简单说就是，中国科技发明早期的时候雄冠天下，但为什么科技革命是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社会红眼病，由副标题“社会无意识行为”可以推测，是指一种社会性的攀比行为。把李约瑟难题和社会红眼病对举在一起，一奇也；李约瑟难题能找到语言根源，二奇也。我那时尚未研习语言学，平时也没思考过半点儿“语言的事情”，只是有限的社会科学的思想训练让我意识到，这个讲座不无看头。
朱先生首先对演讲题目进行两方面的解释：从正的方面看，汉语是什么，构成了中国社会红眼病的病因；从负的方面看，汉语不是什么，构成了中国不产生科学的原因，也就是李约瑟难题产生的语言根源。照朱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都是由汉语的特性所决定的。这背后的预设其实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ation）：语言是我们最频繁的行为，因此言语行为的方式会影响甚至类化我们的其他行为方式。正如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所说的：我操什么样的语言，我就见什么样的世界（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are the limits of my world）。朱先生对此有所阐发，进一步指出：语言特性指的是该语言的语音、语用、句法的结构规则，语言的语音、语用、句法的结构规则决定了一种语言的逻辑表达形式，而逻辑表达形式的具体内容规定了一个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进而就规定了该民族科学的发展程度。这种间接的关系就意味着，通过中间的逻辑表达形式，某一民族的语言结构限制了该民族的科学发展。这就是朱先生的“语言限制蕴涵逻辑，逻辑限制蕴涵限制科学”理论，或者“语言限制逻辑再限制科学”理论。后来在翻朱先生《方法论：语言学的灵魂》时，看到了这么一段话，其实也就是对上述理论的通俗解释：“特定的语言结构产生特定的语言歧义；为解决特定的语言歧义，产生了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特定的语言分析技术导致了特定的推理方式；特定的推理方式规定了今后特定的逻辑形式；特定的逻辑形式规定了特定的探究外在世界的思维方式。各民族特定的‘科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种新奇的思考问题方式，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现在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时，这条“语言限制”理论仍然极具启发性。这里不举例。
“语言限制”理论既已摆明，那么剩下的就是要揭示这一理论如何能解释“李约瑟难题和社会红眼病”的语言学成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朱先生还另外提出了一个“语言必要论”（Linguistic Necessity）的三个假说：H1）主谓（S-P）结构语言是产生演绎逻辑的必要条件；H2）演绎逻辑（主词-宾词）是产生科学的必要条件；因此H3）S-P结构语言是科学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必要论是说，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有一定或然性，但也有一定的确然性。比如朱先生后来说，中国不产生演绎逻辑与科学，这不是偶然的；印度和古希腊产生了演绎逻辑而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没产生，就是或然的；近代科学能率先在西方世界产生而不在中国产生，就是因为它们语法上的句子和逻辑上的命题是同构的，都是“Subject-Predicate-Object”，而汉语里的相关术语却是两套，句子用的是“主语-谓语-宾语”，命题用的却是“主词-谓词-宾词”。严谨如德国人，干脆就用同一个词“Satz”来同时指称句子和命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者是一样的。汉语则大大不然。稍微了解些汉语语法知识的都知道，汉语里面的“词-短语-句子”的基本构造方式是混同的，都有“主谓”“动宾”“偏正”“联合”“述补”（词汇层面是“补充”）等五种。也就是说，这三者的界限有时候颇难决定，如“词-短语”中间存在着富有争议的“复合词”“离合词”，“短语-句子”中间存在着形式相同的“小句”或“句子形式”，更为棘手的是，汉语里的句子以话题功能为主，有时候一句话怎么标点可能根本就扯不清楚！零零总总，真不知道给语法分析造成了多大的困扰！但要而言之，就学术创作而言，西方世界的学术创作普遍地要比中方世界的严谨，这是不争的事实。“语言必要论”对此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也是囿于语言的限制性作用，中国的教育并不十分重视逻辑教育，至少在具体操作上、在教育效果上，是如此的。朱先生开宗明义（像麦先生说的要首先写明“方法论”）的“语言限制”理论和“语言必要”理论，对于一般没有接受过严格逻辑学训练的人来说，是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了。不要说在场的几位本科生，就是在场的绝大多数的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也不见得没有听得云里雾里。朱先生对此早有觉悟。事实上，他对上述两个理论也只是点到为止。他讲座的真正重点其实是在，如何展现出这两个理论独特而强大的解释能力，并通过这种解释能力反过来证实自己理论的合理性？或者换句话说，何如用“语言限制”理论和“语言必要论”理论解释李约瑟难题和社会红眼病问题？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到一个试图要解决“李约瑟难题”的人却强势地宣布这个“难题”是个“弱命题”甚至“假命题”时，我内心是如何得激动——我几乎被他的自信甚至是自负的表现给倾倒了。从逻辑上看，“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是弱命题，是因为这个命题是个特定性、受时空制约的历史学问题，照朱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要么无解，要么无数解”。头脑清楚的应该问“朱晓农强命题”！也就是问个一般性、不受时空制约的强命题：“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强命题既出，朱先生还顺带一路否定了十一个所谓的“解题误区”，：认为从政制、社会结构、行政措施、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十一外因来解释“李约瑟难题”都有明显漏洞，而且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果关系（cause-effect），外因只是外部的机缘条件（opportunity），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在没理清内因前，奢谈外因为时尚早——而这个内因就是汉语的语言结构。具体说来就是，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没把主谓结构当做是主导的语法句式、并且在推理过程中当做唯一合法的句式，因此产生不了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演绎逻辑。这是“语言必要论”对一个民族科学发展程度的先天限制，而“语言限制”则使这种先生限制根深蒂固，如果缺乏外部势力的干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不可能出现的。
至于“社会红眼病”，即社会化了的攀比心理，在朱先生看来，是由汉语的语言结构特征直接正面决定的。一方面，汉语“词-短语-句子”混同的基本构造方式、为数极多的同音近音（毕竟汉语才1300多个音节），由日常的反复使用内化为内在的心理机制，就使中国人联想神经颇为发达，对于逻辑同一律注意较少，朱先生称之为“同构推演”。好比说，一些古汉语专家针对杨振宁说中国没有演绎的提法愤起反驳：“文王演绎八卦！”又比如中国人说教时，热衷于由小及大、推己及人地进行事理上的联想，最好的例子是《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说法，孟子本人也是这方面偷换概念的高手。还比如中国人颇为忌讳的名讳，和不吉利的谐音，凡事都求一个口头上的吉祥，如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2008年8月8号8点8分8秒。另一方面，汉语是一个颇重语用、或者话题为重的语言（topic prominent language），这和印欧语系的主语为重语言（subject prominent）大相径庭，这就使“他事对比和反义对比成为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则”（话题注重指称的针对性，是这个不是那个、是正不是反），外化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就是倾向于攀比。朱先生认为，中国说话写文章喜欢用对仗对联排比骈体，辩论时爱用对比命题，不少人把别人受到赞美当做自己受到批评，都是群体言语或行为在无意识地遵循母语的对比语法原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不赘言。总之，正是在联想习惯和对比心理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人的攀比心理愈演愈烈，演化成了一种社会红眼病。
如果说朱先生前半段“汉语不是什么”的演讲是以他的新颖理论、博学强知、论点集中和“攻击性强”控制全场，那么后半段“汉语是什么”的演讲则是以他的风趣幽默、丰富例证以及接地气的表述逗笑全场，两者前后的对比与统一，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本文的文字是如此的干瘪无力，朱先生的讲座是如此的风趣、生动，加上时间的远去和记忆的不可靠，以至本文无法再现当时情景的万分之一精彩，这里的罪责，在笔者身上。
一年半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听过类似朱先生这样富有人格魅力的讲座了，而我当时一肚子的疑问，现在也不知道消逝到何处了。朱先生快结束的时候说，这次讲座的题目超大而且敏感，所以“惕虑惕心酝酿三十年”，“其间写过文章，更历练无数次私下、网上、会议的拷问”。后来随着我接触他越深，也越了解到，从距这次讲座的三十年前的《虚实谈》到几个月前的《语言限制逻辑再限制科学: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他真的一直都在研究相关的问题。像他这种满怀激情与希望地传播毕生所信奉的科学主义语言学思想，我也是再也没有见到了。他可能不会想到，居然这么一个人，会为了他的演讲，连续三周向当时主持讲座的彭兰玉教授索要PPT，没拿到就不放弃；他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个索要到的PPT日后居然被这个当时大一的学生分享给了几位外语院搞语言学的老师；他可能还想不到，这个勤学好问的人从此就逐渐走上了语言学的“贼船”，并在半年后写出了一篇获得国家级比赛奖项的论文；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学生在听腻学校那些“不可不听、不可再听”或者“不想去听、不能不听”的讲座后，是多么强烈地想再提一遍他老先生意兴风发的讲座，哪怕是又一次的《李约瑟难题和社会红眼病》，他也洗耳恭听，并随时准备拿出一堆问题来“为难为难”他。
这个学生就是我。我希望有幸能在大学期间再一次听到朱先生的讲座，希望他能再来一次湖大。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