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文明与本能仿佛磁之两极，永远互斥，永远博弈。为此，他们创立了一套理论术语，如自我、本我、超我，快乐原则、道德原则、现实原则等。人的一生也就在这么多“我”和这么多“原则”的冲突下，压抑、焦虑、艰难地过活。孔老夫子七十岁才敢自诩“从心所欲，不逾矩”，何况我辈。庄子说的“自适其适”，谈何容易？
爱情与婚姻是文学的永恒的母题。这可能是因为爱情代表了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情欲，而作为伦理产物下的婚姻，则典型地表现了抑制或束缚这种本能的文明世界。只要这对矛盾关系存在着，文学就不会失去对爱情与婚姻关系的探讨兴趣。换个角度来看，只要这对矛盾关系存在着，人类社会的压抑、焦虑和内心冲突，就永远要历史循环般地不断上演——别忘了，无论是模仿世界还是表现世界，文学说到底是对世界的某种反映。作风饱受旧派激赏的胡适，认为“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但理论的实践不是理论家的责任，我们也不知道这位被江勇振笑话为“光练不说”的新派恋爱实行者，一生忍受痛苦出了几次轨。
卡佛的《需要时，就给我电话》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对美国中产阶级夫妇在各自外遇后，试图通过外出旅游的方式消弭婚姻危机的尝试过程，这被他们自嘲为“第二次蜜月”。这“第二次蜜月”进展得并不如意图中的顺利，总是不情不愿、磕磕绊绊，最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已经再也回不去了。小说的结尾，在第二次蜜月即将宣告破产之际，出现一群象征追求自由、释放情欲的逃逸的白马。这给他们带来了积极的心理暗示，以及灵魂最后的解脱，他们决定互不干涉、一仍旧贯，维持原有的婚姻关系，默许各自的外遇生活。形式上不违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制度，内心里又获得从心所欲的快感与和解，这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所在。
爱情的深层结构是力比多（libido），本质是只图快乐不图其他的野性本能。爱情的主旨是纯快乐。所以，虽然爱情或许不免痛苦，但爱情的唯一方法是避免痛苦，忍受痛苦的爱情不是爱情，正如长了眼睛、过于理性的爱情不像爱情一样。爱情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为了达到内心的动态平衡，这种痛苦也总是逼迫我们去避免，直到找到相应的消解方案。于是便有了“查泰莱夫人式”的单方面出轨，寻找肉体上的快乐；有了“萨特波伏娃式”传说般的终身性侣，不以地狱般的婚姻捆绑双方；有了“少年维特式”的单方面幻灭，自杀以消解痛苦；有了渡边淳一“《失乐园》式”的双方面殉情，在不可抗拒的世俗压力到来前，用让人欲仙欲死的交合完成神仙式的死亡。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老实人，用极度禁欲的方法度过了一生，但爱情于他们又何有呢？我们忘不了古往今来文学作品，如薄伽丘《十日谈》对僧士荒淫生活的描写，就算是自居方外者，不能享有快乐的爱情者，也无一不在避免情欲缺席的痛苦，追求肉体的狂欢。禁欲是个悖论，是以避免情欲的方法去安抚情欲缺失的压抑与焦虑，就仿佛自欺，是以自己不相信的东西迫使自己相信。
理想的爱情是“上山上山爱式”的。所谓“上山上山爱”，是李敖的一种爱情观念，源出他的同名小说。他认为，爱情仿佛登山，只能有上山的动作，一旦爱情行至山顶，在下山前就该和平分手，永不恋栈。因为爱情是情欲本能的外化，爱情的高潮是本能的完全放纵，唯快乐是求，但正如不少哲学家所揭示的，快乐总是喜新厌旧的，所以爱情的高潮是爱情结束或跌落低谷的前奏。为了避免不快乐、追求快乐，不如止于至善，在高潮的时候和平消解。“上山上山爱”的爱情是简化了的基于人性的理想爱情理论，如再引进了社会、制度、文化伦理等制约因素（constraint）后，人性的本能冲动、喜新厌旧要比想象中的更为炽烈。照这种观点来看，小说中夫妇双方的各自外遇，实际上在行动之前，就已经在观念上存在了，亦即婚姻危机的出现，意识的要先于行动的；最后婚姻危机以某种表面上“阳奉阴违”、事实上“心照不宣”的方式，其实是情欲与伦理以某种复杂的博弈方式得到的和解式（equilibrium）。一切都仿佛有多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似的。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爱情的基础，是双向的理解与包容，在目下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并非是一件社会认可、容易达成的事情。徐兆寿在他的性文化随笔里，预言一夫一妻婚姻制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多妻多夫制”，这从反面反映了目下情欲与伦理的深刻危机，能否得到纾解，特别是在人只是被当“做吃饭的人口和干活的人手”的时代里，我们不得而知。韩国有小说名为《我的妻子要嫁人》，书名极富张力，畅销一时，同名电影，也风靡一阵。但从各方的观察来看，能在情欲和伦理下获得和解的爱情，只是局部的、个别的。也就是说，卡佛的这篇小说至今仍是前卫的，它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