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命题作文，但当时的题目已经忘了。
人生可以是一朵云，生长消息于变幻莫测的天上。王小波说人的一生是缓慢挨锤的过程，云的一生也是如此。云受环境的各种摧残，忽而白衣忽而苍狗，怪不得现实主义的杜甫要感叹“人生万事无不有”，仿佛就像一朵云。云又是自由主义的象征，轻盈超然，迎风而逝，但这恰恰也是不自由的明证。于是我们借卢梭的牙慧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云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日本教授在退官仪式上所说的故事，正给我们揭示了人生的枷锁——社会关系。人在既定的对自己来说是“先验式”的社会关系中生活，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但又不可或免，这就是生活。教授与他的“人生好友”在小学三年级的相识，是因为“我的个子比他还小”，所以“跟我很合得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的交友倾向往往受制于所在的文化背景或者文化导向。差不多三十年后，教授与朋友在某咖啡厅偶遇，教授邀他吃饭喝酒，但朋友此时已是“反社会势力”山口组的干部，无法应请。“正反”不能合流，社会权力结构定义下的性质相反的组织、集团各有各的活法，甚至你死我活。
就悲观主义者的立场来看，人生实在不是一朵光鲜亮丽的云，而是一朵乌云。但英文有句名言说：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直译为中文就是：每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从隐喻的角度来说，这句话传递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再黑暗的地方也会有一线光明、一丝希望。但常常就是这一线光明、一丝希望，仿佛又成了人生的麻醉剂，我们会因此忘了乌云的存在、忘了人生的阴暗，而选择继续生活下去。日本教授的故事令人动容的地方也在于此：暌违已久的幼时好友念念不忘三十年前教授母亲的“家常饭”，而母亲病逝，他便寄来了一笔巨款和一封唁电，跟着的是他在枪战中身亡的消息。教授亦为之心恸，不惜自己的社会身份，要在来自山口组的朋友的墓上公开表明自己与他的关系，这是突破了上述社会关系制约的行为的。
朋友的死，看似偶然，但偶然之中又似有可解之处。按照朋友不应请吃饭的事情来看，他违背组织纪律给教授母亲寄去钱和唁电之际，就已然不是想活下去的征兆。正好比教授公开宣布他俩的关系，已然是有面对社会舆论的准备。行为是思想的最好表达——他们的行为，正表明了教授母亲之于朋友、朋友之于教授，是何等的重要。这种重要，甚至不亚于生命！换句话说，就朋友而言，教授母亲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他在灰暗社会关系下的一线光明、一丝希望。阿德勒建立的“自卑心理学”认为，人与生俱来的自卑会使之想方设法去争取作为补偿的优越感。自卑感与优越感永远在博弈、在相持，一旦优越感失去基础，占了上风的自卑感会夺去人们存在的理由。教授母亲的存在，或许正是朋友优越感赖以维持的基础所在。
美国小说家朱迪·皮考特的小说《十九分钟》讲述了一件校园枪击案，作案凶手是该校的一名男学生。这个男学生生性不合群，从小到大生活在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软刀子的绑架下，受尽同辈欺辱。时间一长，他觉得身边没有一个人在乎他、关心他，就连他最喜欢的女孩，也和他最讨厌的男孩好上了。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孤立、精神受到了刺激，以至于患上了所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他抛掉了所有道德上、社会关系上的顾虑，最后做出了开枪与“情敌”同归于尽的决定。正如小说所揭示的主题一样，这个男学生说到底也是这种不健康的社会关系的牺牲品，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完全失去了基本尊重、关心、优越感（心爱的女孩的认同）后，深层的自我意识大爆发、不可控下的正常举动而已。年长如沈从文，也曾在四十年代陷入“抽象的抒情”的精神困境、“孤立而绝望”的人际状态之中，最后自杀以自脱；理智如卢梭，在受尽诽谤、与世孤立的孤独漫步中，也会得到“我只能在大家都幸福时才感到幸福”的遐想，最后还是抑郁而死。无论何人，在失去自己生存优越感的时候，要么不活，要么死。
乌云的银边真是虚妄，仿佛虚悬在兔子头上的红萝卜，引诱它不顾生死地追求这个可望不可即的目标。就像钱钟书“论快乐”时所说的：“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人生确如乌云，为了一线的银边而艰难漂泊着。
李夫人死前不愿面见汉武帝，只怕生离死别之际给他留下自己不美丽的形象。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小学三年级时朋友受到教授母亲款待后的转学行为，但就悲观主义者的立场而言，这或许是基于朋友消极的顾虑：说不定他担心教授母亲初次见面生母般的音容笑貌会随着他所不信任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下，逐渐消失。如果如此，倒不如让它永固于记忆之中，不让原本就虚妄的人生再平添失望，不让乌云的银边在遥远的天际淡去再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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