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角下的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

Jun 2016 · 历史

摘要：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开始于殖民体系之内，并贯穿其中，但在这个过程中，对国内外局势的不同认知又导致国内人士立场的分化，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对此表现的尤为明显。时务学堂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方战败的背景下，湘籍士绅（王先谦、谭嗣同、熊希龄等）、湖南官员（陈宝箴、徐仁铸、黄遵宪等）“咸与维新”、积极推动湖南维新运动顺势而生的教育改革成果，也是湖南受迫于外力而内求变法的重要成绩，符合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形势特点。但随着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其政治主张与康有为变法思想的被输入，却使得不同人士维新立场的分化逐渐显现，形成所谓“新”的激进派阵营与所谓“旧”的“保守派”阵营，并趋于激化，最终不可缓和。湖南时务学堂存在时间不长，但却牵涉出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异常纷杂的人事关系纠纷，而围绕着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的余波也并未随着保守派暂时的大获全胜而终止。事实上，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的背后所反映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在纵向上和横线上的复杂性，有其基本的发展模式，但又不好具体，破难定论。这是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为中国推动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参考。

关键词：现代化视角；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维新运动

一、现代化与“新旧”问题的理论说明

现代化（modernization）指的是一项带有系统性、全局性，然而十分复杂的社会各要素变革出新的持续过程，这里的新意味着一个蕴含积极因素的发展方向。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在其名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指出：现代化过程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解体乃至崩溃、抗拒乃至倒退交错或同时发生的现象，既有模式的多样化，也有其普遍性，但总的方向是产生一种能不断“容纳”各种内在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社会变迁的制度结构[1]，这也就是“出新”的内涵。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典型的亚非式的，即开始于殖民体系之内，并贯穿其中，最后在主权独立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具体表现为1840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后的一系列社会制度结构的探索与改革。这个过程先是由经济问题起，而后逐渐转向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器物至制度、由理论到实践，由被动转主动、由模仿变摸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至今未已。

中国前期的封建社会制度转型的过程，亦即前期现代化（early modernization）或者近代化过程，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的集中体现，更是后世现代化发展的一笔宝贵历史资源，意义重大。事实上，现代化问题首先只能是个历史问题，其次才是个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要谋求现代化发展的现实瓶颈，非得先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找出路不可，这同样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史学论著经常脱离这层语境，而单从共时的角度而不联系历时的趋势、单从偏听的立场而不广纳各家的己见去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事件，造成史实与历史环境、人物与社会关系的脱节，这无疑是片面而且不可取的。由于史料的限制和研究的稀缺，目前为数不多的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研究便多属此类。

湖南时务学堂从1897年1月由蒋德钧起草，王先谦领衔，熊希龄、蒋德钧等具名上呈给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请设时务学堂公呈》和《开办湖南时务学堂章程》起正式进入准备阶段，一直到1899年正月被易名为求实书院止被正式废止，名义上不过存在了2年多的时间。而事实上，从1897年11月29年时务学堂正式开学，一直到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的失败、湖南保守势力的胜利以及其后陈宝箴等人的先后去职，标志着时务学堂的名存实亡，前后不过存在了10个月的时间。不过，正是在这短短的10个月或者2年的时间里，以时务学堂为中心，却牵涉到了一段异常纷杂的人事关系，特别是后世所谓的“新旧之争”，最为瞩目，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颇难定论（后详）。

湖南时务学堂创办后的历史地位及意义，前人的论述已尽详备[2]，这里不再赘言；但关于时务学堂的“新旧之争”问题，前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把这场纷争与时务学堂的取消或者湖南维新局面的早衰联系在一起[3]，即当作前因后果问题来研究，却忽视了从理论上阐释这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即更深层次的局部和全部的关系，可谓不无遗憾。更为可惜的是，正如茅海建指出，大部分学者在论述戊戌变法历史的时候往往被康有为、梁启超的话语系统牵着鼻子走，以他们留下的史料为基础，去“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4]，这就不免有所蒙蔽。比如在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派看来，戊戌变法代表了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因而是以“新政”代替“旧章旧法”，阻挠者自然罪不可恕；可在保守派看来，戊戌变法不是新旧的问题，而是“顺逆”的问题（“朝廷应行之政不得谓之新，吾人应守之学不得谓之旧”，“彼等之所为乃逆也，非新也；吾辈之所争乃顺也，非旧也。”），所谓“新旧之争”不过是“其党且执新旧相争为词，欲以阻挠新政之名，罗织异己”，使得“自朝逮野，莫不敢言”的伎俩[5]，用心叵测。不能说是没道理。又比如同是梁启超，1903年游美结束后的他就放弃了先前排满与种族革命思想的苗头，开始主张“保皇”；而1919年游欧结束后的他又放弃了先前“科学万能”与西学至上的思想，转而倡导“中国不能效法欧洲”，一时被视为开历史倒车的严复之流[6]。像这样的不断地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反复复，到底该以哪一个为是？

因此，“新旧之争”的“新旧”只能是个历史问题，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既不能把它等同于政治问题，更不能把它堕化为当事人评价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都是包容于历史问题之中的。然后再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局部和全部的关系，进而得出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

那么，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出，这里“新旧”的所指就应该是以是否符合现代化发展走向为根本标准，合之则新，否则旧。而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变与不变的比对关系、拉拉扯扯便是构成这一运动的基本要件，因而“新旧”的判别标准可以表达为：应变的去变，即是新；应变的不变，即是旧。由此还可以推论出：应不变的要求其变，是太新，或激进；应不变的不变，不是守旧，而是稳重。这里的“应变”“应不变”是历史评断，“变了”“不变”是客观事实。除此之外，还有历史当事人“欲变”“欲不变”的主观愿望。“新旧之争”判别的困难，一方面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论者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的理论上的区分，因而导致评断的混乱与误判；另一方面可能在于“变与不变”“新与旧”的界限本来就混杂交错、相互作用，具有相对性，不是那么明朗。

不过，历史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万不可“想当然耳”。尽管本文严格区分了后世世人的历史评断、当时时事的客观现实以及当时时人的主观愿望三者之间的不同，也提出了“变与不变”“新与旧”的界限模糊性，但一想到“历史的圈套”，也就是时代条件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历史评断的可靠性是很难保证的。百分百正确的历史评断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学的伪命题。因此，本文也就无意于给湖南时务学堂的“新旧之争”问题下定论，或者标新立异，而只想借此机会，以小窥大地展现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大致面貌，并表现现代化过程的艰辛。湖南时务学堂所谓的“新旧之争”其事虽小，也过去了一百二十年，但可以喻大，为“新常态”下的中国转型，提供历史参考。

二、湖南省的早期现代化：从“向称守旧”到“最富朝气”

对待既往之事，人容易带着后事聪明先入为主，这种智力上的优越感，符合人的一般心理，但做判断时也就容易混淆因果。治中国近代史的人往往以批判的眼光对待清末的政治，理由充足，也不无道理，但那种优越感容易使人责人过严、责事过急，看待问题就难免失之客观，有点不现实。当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照样误入防不胜防的历史圈套。这可能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的精髓吧。

率先研究中国近代史（早期现代史）的，蒋廷黻先生是第一人。但激于民族危亡意识之强烈，他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清政府的“麻木不仁，妄尊自大”，不懂吸取战败教训，奋起直追，才是“民族的致命伤”。所以，“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7]。如果把这二十年放在短短百年来的现代化历史中去考量，那确是再宝贵不过了。然而如果考虑到“刺激——反应”理论，二十年的时间对于闭关锁国几百年、农耕文明几千年、疆域广阔但世界观落后的国家来说，并不很长，清政府的“麻木不仁”、忧患意识淡薄也并非不可理解。正如蒋廷黻接着指出的：“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因而《南京条约》的签订，在清政府那竟“以为是他们的外交成功”[8]。但这种“精神胜利”终究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需要时间，而这个代价就是随之而来的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

国家如此，地方也概莫能外，只是地方有地方的特殊性，不可混为一谈。湖南地处内陆、三面环山、交通极不便捷，加上文化因素的制约，比起当时整个中国的大气候，现代化进程还要再晚上三十年。“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然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960至1894），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9]。耐人寻味的是，当初国内唯一有办法镇压天平天国起义军的，正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或说“湘勇”。正如清政府不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为失败，湘军的胜利，也使得湖南人的忧患意识没有得到激发，反而继续“麻木不仁，妄尊自大”下去，足足有三十多年。“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湖南人的这种骄傲与清政府最初二十年所体现的心理机制，或许如出一辙，而这同样需要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

本来中日战争初起，尽管李鸿章麾下的淮军一再失利于辽东，但清政府仍寄希望于旧日的“湘勇”，决定重新启用，以制他们内心鄙夷的“蕞尔小国”日本。湖南方面也意气奋发，时任巡抚吴大澂积极响应，志在必得，携旧日湘军将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余虎恩等募集湘兵，并开“求贤馆”招揽人才，一时必胜之激情洋溢全省。但接着湘军在六天之内一败牛庄，二败营口，三败田庄台的败绩结果却震惊了全国，全国士气也随之堕入低谷，而这种由巨大落差形成的失落感，湖南人自然首当其冲。自此，湖南人“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10]。这种代价，使湖南省在思想上终于跟上了三十年多前的清政府，并抓住了此失败的机会率先开展维新运动，以自强、以自救、以挽回丢失了的面子。

不过，作为地方行省，湖南省的维新运动与全国的自强运动比起来，在一致性外，也具有特殊性。一致性就是，都先是从器物层面“师夷长技”，目的也都是为了扬眉吐气地“制夷”，与此同时，也渐渐或多或少在教育或文化层面模仿西制设立学校，培养精熟“西艺”的人才。比如，自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以来，湖南人渐渐破除先前的心理障碍，从官方先行的开采矿山和设立矿务总局起，接着由士绅开办的私营近代工业企业也逐渐兴起，先后有梁肇荣等创办的“湖南水利公司”，张本奎等创办的“湖南化学制造公司”，王先谦、张祖同等人创办的和丰火柴公司，王先谦、黄自元、蒋德钧、张祖同、熊希龄等人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等等，再到后来官绅合力开通水陆交通、开办轮船公司、主张粤汉铁路直经湖南[11]，湖南省从民生日用制造到基础设施建设，都焕然一新，范文澜先生认为此时的湖南省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12]，并不为过。耳濡目染下，湘民也渐由保守趋于开放，这就为日后湖南省的进一步维新奠定了物质基础、群众基础，也同时成为了湘人在近代史上的激进或革命形象的先声。

湖南省维新运动的特殊性主要可以归于两点：一是湖南人特有的彪悍勇毅的地方民族性格，二是后来者居上的优势。尽管第一点地方民族性格说起来可能比较虚，但又不容忽视，甚至可以认为是湖南省维新运动能后来者居上的必要条件，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只有湖南省能在其他条件类似的省份中别开门面、特立拔出的原因。性格决定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难以反驳的。

湖南人当时在全国的形象是“向称守旧”。这不仅是省内人士的共识，而且几乎成了一种湖南人所特有的文化标签，被从一般的省外人士到中央级的官吏们广泛接受。学者们对此也多有论述，这里随举几例。如因出国与洋人打交道而生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的郭嵩焘就感叹湖南官方冥顽不化，鼓励百姓排外（“能言拒洋人者皆良民也”）[13]。学者王闿运甚至写对联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外省人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公然说湘人守旧，也无人反对：“吾湘以士气开，天下通商数十载，西人足迹交遍中国，惟于楚地不敢越半步……于是海内海外遂咸以守旧目湘士。”[14]湖南人拒绝轮船通航，而且顽固到决绝，虽以中兴名臣、湘军领袖曾国藩之尊，同治十一年（1872年）死后，其灵柩从金陵（南京）由轮船抵运，也无法进入长沙。基于这种考虑，所以老练的张之洞在1896年年末就写信提醒出任不久、正在领导湖南维新运动的巡抚陈宝箴：“湘中民情，见异族如仇。”虽然“近年风尚，渐见转移。然湘中士气素坚，民习素强。其持迂论守旧者，恐仍不少。虽有通达时务之荐绅先生，恐亦不能遍行劝导阻止。设一有衅端，必致牵引大局。”[15]由此可见，湖南人的守旧形象是全民性的，而且与排外紧密相关的，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近代湖南排外的实际与迷思”，如罗志田。他认为，根据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一书的统计数据和其他说法来看，湖南省的反教事件实际上数量十分有限，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迷思（myth）则在于湖南人的排外名声，却在中外有名，呈现出极大的名实不符的情况。这可能是湖南悍烈的民风对外威慑强，也可能是地理封闭、交通不便，还可能传教不易的外国人所从而协助形成，但总之湖南的开放与否似乎同排外并无一定关联[16]。本文对此持否定意见，原因有二：一、反教事件数量并不具有说服力，真正有说服力应该是湖南人反教事件占本地外国人传教事件的比例，而这个比例至今阙如。同时，根据张朋园对“西方教士入湘及其活动”的统计和描述，外国教会各派系在湖南正式开教，最早是在1898年之后，而且主要集中于二十世纪初期，而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初期，湘人排外的态度才慢慢缓和[17]。二、名声无论如何都能反映出一定的实际情况，所以在没有充分证据证伪之前，很难相信守旧排外形象被如此广泛接受的湖南人只是“名实不符”，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名实不符”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这一点谭嗣同早就看出来了。守旧是湖南人地方民族性格的一端，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们守旧之坚，他们也颇具维新乃至激进的倾向，这是事物两面性的对立转化。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自咸丰以来，走在历史前面的，从思想家到实践家，往往正是湖南人。所以谭说：“湖南独以嫉恶洋务名于地球”，但“夫言新于今日，其惟吾湘乎？其惟吾湘乎？”“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18]。外省人梁启超也注意到：“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人实维新之区也。”[19]陈宝箴也有类似看法：“湖南地居上游，人文极盛。海疆互市，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实导其先。”[20]这种相近的看法，使他们都有将湖南维新运动上升到全国榜样的决心，其实也是后来梁主教时务学堂能得到谭的极力支持、能见容于陈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果如他们所愿，湖南维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为他省所不及，而所谓的“新旧之争”也成了全国闻名的事件，所以说湖南维新运动可以看做是戊戌变法的前奏，包括后来变法的兴起与随后的破产。深谙清末政治之道而又惜才、愿意维新的张之洞在1898年5月10日给陈宝箴的信就再次警醒道：“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21]这对后来戊戌变法的反转，算是很有远见了。

因为对湖南人地方民族性格的论述对了解时务学堂“新旧之争”有重要意义，所以这里不妨再引用近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进一步的论证。张朋园用了一节的篇幅，从历史的移民、经济的斗争、血缘的混杂、地理的隔绝，传统的导向（tradition-directed），以及各方的评述与调查等方面，分析出湖南人坚强的个性特征，即“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而且这种具有区域性的彪悍性格，“可以趋向缓进，也可以趋向激进”，“可以发生建设的作用，同时亦可造成破坏的后果”[22]。邓大华从湘学、地理、历史三个角度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湖南人）这种性格既能够培育出推枯拉朽的建设性力量，也可以造成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后果。”[23]当然这些说法似乎也过于理想，因为在地方民族性格下，每个个体的性格也自有其特殊性，绝不划然为一，万不可想当然耳。比如谭嗣同与皮锡瑞，同是受甲午战争失败而痛省前非，在断头台前仍面不改色高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显然就比默默无闻的皮锡瑞激进多了[24]。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写书时也承认：“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25]是最有观察之语。这说明，在湖南人极端守旧与极端急激的两端中，还分布着各种程度不等的性格，有的偏于守旧，有的趋于激进，分化程度很高，并不简单。但从总体看来，与其他省份相比，湖南省的民风可能更容易熏陶出他省所不易培养出的激进的革命斗士和英勇人物。一部中国近代史，证实了这点。

有了湖南人地方民族性格的大致观念，第二点后来者居上的优势其实就不难理解。首先，主要沿海省份三十多年洋务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为后起的湖南省维新运动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借鉴，而外省维新官员，如巡抚陈宝箴，佐父行政的陈三立，学政江标、徐仁铸，按察使黄遵宪，特别是实权在握、历验世务而锐志革新的陈宝箴，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快速顺利进行提供了权力保障与有效领导。正如刘泱泱指出的：“湖南是当时全国各省中，主要省政官员支持维新变法的唯一省份。”[26]其次，湖南学政江标在1895-1897年的三年任职中，自上而下用新学课士，以利禄之途引导了求仕学子注重实务的思想，“所以（湖南）出现异于他省的变化”[27]，江标的前期工作，收到了开风气、启民智的效果，实在不能忽视。再次，官绅的通力合作，是湖南能自上而下顺利地开展维新运动的另一大重要原因。时人就注意到：“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非官长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有以致此乎？”[28]士绅们一般受过良好教育，信息资源远较其他一般民众灵通，对全国局势的方方面面也有更多接触，尽管之前其他省份开展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他们或许不能躬与其盛，但他们的思想自不免受其影响，甚至心向往焉。特别甲午战败的刺激，迫使他们变得更为变通开放。因此，在全省维新的大局下，他们能率先予以支持，并身体力行，创办各种各样的实业公司。年纪轻而且常年在外的年轻士绅，如谭嗣同在1895年7月就致函乃师欧阳中鹄，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在湖南省进行维新变法的系统主张，并提议先从改变科举制度始，可在一县试点[29]。此提议在9月得到江标的批准，在唐才常、欧阳中鹄的筹措下最终得以贯彻，成果便是浏阳算学馆，而此时，陈宝箴等人还尚未入湘，算是湖南最早的维新措施[30]。但尽管如此，湖南教育近代化实质起步，相较其他风气早开的省份，还是晚了30多年[31]。

同湖南的其他实务事业一样，湖南的近代教育改革，既有全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也有其后来者居上的特点。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陕西巡抚胡聘之、刑部侍郎李端棻、安徽巡抚邓华熙、翰林院侍讲学上秦绶章等均上奏提请变通书院、推广学校，明言优厚待遇，严格筛选，于乡试中录取通算学及时务人才。总理衙门、礼部认可了这些提议，并批复：“国家造就人才，但期有裨于实用，本可不拘一格。称查教育人才，讲求体用实学，洵为今日急务。”[32]可见，以书院改制和学堂创办为核心的近代教育改革，成了当时全国上下一时的主流思想，就算是后来“新旧之争”的所谓旧派，对此也并无异词，至少没有明目张胆的反对。这是三十多年洋务运动对世道人心的微妙转变，也是甲午战争战败后的举国的猛醒。湖南时务学堂也正是在这种思潮下产生。

正如湖南省在开始操办实业的短短几年里能触及到民生日用制造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广泛领域，维新气象领先全国，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革新，湖南省也再创佳绩，再次走在时代的前列。正如谭嗣同总结的：“然而湖南省会，既大张新学，有若校经学会，有若时务学堂，有若武备学堂，有若方言学堂，有若课吏馆，有若保卫局，有若机器制造公司，有若旬报馆，有若日报馆，有若各书院之改课，骎骎乎文化日辟矣。”[33]根据谢丰的统计数据，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二十四年（1898）年仅仅三年内，湖南省至少就有39所书院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包括改革章程，改为学堂、设立学会，或新建实学书院，有的书院还进行了不止一次改革。此外，光绪二十四年，仅长沙就有各种学堂16所、学会23个[34]，其中最负盛名的，当然非湖南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莫属。比较鲁迅后来的回忆，尽管浙江、江苏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洋务运动也开展有年，但当时主持学堂的人，顽固不化，一派官僚作风（“螃蟹式的名公巨卿”），而民众仍甚是保守，士绅起而嘲笑洋务西艺，以致于鲁迅对其先后辗转的三所新式学校或学堂，并无好话[35]。相比之下，湖南省的近代教育改革在两三年内似乎已经反超沿海诸省份了。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时务学堂创办前，也就是1897年4月22日，在江标离任前，他还在长沙创办了《湘学报》（一度易名为《湘学新报》）。在时务学堂创办后，也就是1898年的2月和3月，南学会、《湘报》相继开讲、刊行。谭嗣同认为主要的“为新之具”有三端：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开学会，三是办报纸[36]。由此可见，湖南省的维新人士在一开始就懂得利用报纸、学堂、学会“三位一体”、互相策应的布局来进行维新运动（主要是“启民智”“开风气”），这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是其他省份没能做到的。

有了这种基础，虽然后来湖南省的教育维新事业一度受挫，但其趋新乃至激进的步伐就已难扭转。梁启超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州县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自是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智士之志，不可夺也。”[37]在一定程度上，是没错的。比如后来性情温和的湖南巡抚陆元鼎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上奏时就说，湘省教育的种种毛病，其中之一便是“以激烈为宗旨”。而继任的性情强硬的巡抚端方也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上奏也称，湘人在新教育的影响下，“浮夸嚣矜”。但他比较开明，认为湖南“官立民立学校，鼓舞兴奋，群才并鹜，其内容之精神，均不弱于各行省”，其中就包括沿海的江苏。[38]

从“向称守旧”到“最富朝气”，确乎是湖南省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但这种特征是湖南省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这种地方与全国的不一致，似乎也预示着中国内部的分化，以及湖南省日后在此内部的纷争中的领导地位……

三、湖南时务学堂风波：从“礼貌可谓周矣”到“新旧之争”

湖南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如果考虑到时务学堂师生们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和中国各方面现代化所作的贡献，考虑到时务学堂“新旧之争”中激进派对清末政治格局的搅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时务学堂的成立与废止开启并促进了清政府被暴力推翻的进程。这当然远不是当事人最初就能意料到的事情。

时务学堂最初设立的目的，也并不如后来的意义那么远大。学堂原来附属于王先谦、黄自元、蒋德钧、张祖同、熊希龄等人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动议最早由蒋德钧在1896年年末向巡抚陈宝箴提出。“本以机器制造公司时务学堂为名，欲令教授学徒，俾通制造。”[39]可见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预备“学徒”，为公司培养人才，以便推广工艺。这一提议深受陈赏识，他也颇予以支持，批准并将学堂命名为“时务学堂”之余，他还积极为学堂筹措创办经费：先是从省署拨公款三千两，后又几次为学堂开办经费之事上奏清廷。但此事经陈插手，时务学堂的性质也就变了：名义上虽然还是附属于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但实际上已为官方所监督合办，因此也就不再是专门为机器制造公司预备学徒的培训机构了。此外，熊希龄、蒋德钧、谭嗣同对学堂创办前的筹措工作，如募集经费、置办设备、聘请教习等等，也贡献较大。

时务学堂后来的“新旧之争”，根源在为时务学堂挑选教习上。最初时务学堂并无聘请中文总教习的打算，只想另外谋求一位西文教习，以备学堂之用、以示学堂与书院的差别。先是，蒋德钧与熊希龄打算请上海《时务报》的西文总编辑李维格入湘执教，蒋乃于光绪1897年6月赴沪求请，但遭到汪康年拒绝，乃接受梁启超建议，北上去考察梁所推荐的陈锦涛。但考察的结果却是陈的“口音恐非湘中能习”，因此蒋德钧7月回沪后又提议汪康年以《时务报》的西文主编李维格改换成陈锦涛，由陈接手《时务报》工作，而李维格则出任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而正在此时，《时务报》内部出现了汪康年和黄遵宪及梁启超的人事纠纷，梁感郁闷，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他有“遁西湖”读西书的念头。于是蒋德钧乃萌发一并聘请梁作为中文总教习的想法，后来这一想法获得了熊希龄、黄遵宪、陈宝箴父子等人的同意，王先谦、张祖同等人“亦称美焉”。梁启超得知此事后，又收到陈三立、熊希龄等人的殷切来函，遂弃西湖读书的念头，进而打算入湘开创新局面，实现个人维新抱负。后又通过一系列的公关，汪康年方面不情意归不情愿，还是放人了。这便是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的经过[40]。

聘请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这一偶然事件，却对后来学堂乃至整个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同行的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却相对默默无闻，没有闹出多大风声，戊戌政变后，也不在被惩办范围，是个勤勤恳恳教书不那么擅长“空谈”的老实人[41]。因此可以说，时务学堂随后的各种风波，是由梁启超直接闹出来的，至少是他起的“祸端”。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后来向山长王先谦状告梁等人就说：“窃谓各省奉旨开设学堂，本系美举。我省人士，闻风振兴。今择师一不慎，不以立学，转以败学；名为培才，实则丧才。天下受益，我省受害。”[42]尽管有言过其词之嫌，但撇开价值判断不谈，就“新旧之争”的事端而言，事实也确实如此。鉴于湖南官绅两年多上下的通力合作，如果梁启超没有进入时务学堂，“新旧之争”很可能就不会闹起来，或者两派争纷要大大延后，至少湖南时务学堂的历史可能要从而被改写。当然，历史也不能这么假设。

但梁启超11月14日号抵达的时候，时务学堂方面却招待十分周到，“新旧”双方都一派和气，俨然不见后来的剑拔弩张。熊希龄说：“卓如初至之时，宾客盈门，款待优渥，学堂公宴。王益吾师（王先谦）、张雨珊（张祖同）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晋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43]这是“新旧之争”闹开后熊希龄写给陈宝箴信中的片段，陈宝箴作为当事人之一，熊可能为了维护梁启超在描述时难免有所夸张，但也不大好撒这么大的谎。陈自己也说：“上年创设时务学堂，兼讲中西之学，总教习所定章程，明通正大，刊刻传布，无人指以为非，亦无异端之谤。”[44]王先谦后来在《湘绅公呈》中也说：“从前士绅公议，拟俟梁启超此次来湘，禀请定夺”，可见是官绅们的公议。

梁启超未来之先，9月初便在《湘学新报》发布了由其起草的《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内中所谓的“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今事变益急，天子宵旰殚虑，惟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之计”[45]，说中了陈宝箴欲以湖南省作为全国维新榜样的心思，就以陈的名义签署发表。王先谦说的学堂事宜“禀请定夺”，那是后来的事，那么梁启超一开始受到的款待，也可能是士绅们看得起他，把他引为同道，不只是虚礼。可见，湖南维新运动前期官绅通力合作、上下一心的精神，此时还在继续延伸着。彭国兴很早就注意到，“其间，官绅合作，咸与维新，并无所谓新旧之分。”[46]确是如此。这也可以从9月24日时务学堂第一期入学考试看出。如果不是官绅积极响应，切实宣传（当然还要再算上先前的维新运动对民智的启迪作用），仅靠优厚的待遇和利禄的前途，恐怕也不会吸引4000多考生投考，因为这种“把灵魂出卖给洋人”的事情，当时在整个中国都尚不受一般人待见。考试初选53人，最后又筛掉了一部分，实际录取41人[47]。录取后，12月4日在《湘学报》又发布了《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条例严苛，宁缺毋滥[48]，这其实与当时急切而又想务实维新的风气是一致的，靠官僚主义是不能贯彻的。由此可见，时务学堂的“新旧之争”，对于“新旧”两派而言，确实不是一开始就想得到或设定好的事情。

“新旧之争”的起因出在了梁启超那边。从雇佣关系来看，是梁启超首先违背了雇主（时务学堂方面）的本来意愿，把学堂创设的“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既定教育宗旨，变成了个人政治主张的宣讲与鼓动。本来他在复陈三立和熊希龄的信说“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西学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文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49]，表面上还是迎合了雇主的意愿，以中学为重；他在上海拟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也模仿岳麓书院学规，既讲朱程功夫，也颇契合时务学堂救亡图存的立意。尽管学约里面的“盖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表明他已有宣传乃师康有为的变法思想的意图，但这种意图在表面上并不易为外人所察觉，因为赵普早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了，中国人的天下观甚是模糊。所以，学约与士绅们商讨后，他们就愉快地接受；梁启超入湘的时候，就好好地招待了一番，都没意识梁启超带给时务学堂的，会是“康谬”的学说，就算是士绅中的激进派，恐怕也未想及，这些人只是欣赏梁启超的维新派头、相信他能为时务学堂开创维新局面罢了[50]。王先谦可能出于避嫌心理，说自己后来“见梁启超批学生刊稿务本，称南海先生，然后知为康有为之弟子”[51]，而此时正是“旧派”弄出风头决定打压“新派”的时候。无论如何，后来凡是“旧派”说的梁启超等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扰乱了湘省原来的“安静世界”，都事出有因，并且义正言辞。也就是说，他们都对梁启超作为受雇总教习擅自改变学堂的既定教育宗旨很是不满。

梁启超后来之所以能在时务学堂深入宣传个人政治主张和康有为变法思想，以至于“旧派”们对他恨之入骨，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时务学堂方面任他为总教习时对他的充分授权，二是时务学堂年轻学生的易塑性和整体环境的封闭性，三是梁启超一派中文教习犹如宗教徒一样富有煽动力的激情。三者缺一不可，互相作用，合力促成了“旧派”的大反击。

前面说过，梁启超一开始与时务学堂方面相处甚洽，“新旧”派并无轩轾。所以当梁启超在上海时就要求分教习必须由总教习自行择定以便教学计划的高效执行时，时务学堂方面出于合作精神，也答应了他。因此，当梁赴时务学堂任教时，他带了韩文举和叶觉迈两位中文分教习。时务学堂在11月29日开学，后来又引进了欧榘甲、唐才常等人同任分教习。其中，梁、韩、叶、欧都是广东人，也都是康有为的学生，因此，这就等于向时务学堂引进了“康党”。唐才常虽是欧阳中鹄的学生，与谭嗣同是师兄弟关系，与康有为没有交集，但他的思想受了甲午战争的刺激，也日趋激进，为梁启超所看重，否则梁也不会任他为分教习。

官绅们的充分授权，再加上学生住校不与外界往来的封闭环境，于是，时务学堂便成了梁启超能够不受太多限制宣传乃师维新变法思想的“大本营”，而梁启超也正好借学堂的制度与教学安排，将自己所信奉的一套理论，对学生进行“传教”。比如他所拟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或明或暗都继承了来自万木草堂的影响。他在时务学堂期间，还重印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著《读西学书法》《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为老师康有为的思想张本，并把后两者规定为第一个月普通学的专精之书（见《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这也就意味着，康有为的基本思想，在梁启超的领导下，成了时务学堂的必修课程。学生在严格学规的约束下，无论情愿与否，都必须掌握。学生们年轻易塑，潜移默化之下，自然深受影响。

当然，更重要的可能是，梁启超等人也确实特别敬业勤干，精力充沛，讲课演说，别具感染力和煽动力，学生见状，也往往倾倒，乐于参与讨论，所以无形之中，也就接受了老师的一套说辞（指其精髓）。梁启超说自己当时“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52]总教习如此，本是同门的分教习自然也不敢懈怠，这对学堂那些经过筛选、意志坚定的认真学生来言，应该类似于接受传教的过程，所以学堂气氛“日日激变”。而这个过程早有先机，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时与同仁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曰渐进法，二曰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辞，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53]“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可能是后来加上的，但“急进法”教学应该是梁在上海思考后的打算，而且据说还得到了乃师康有为的授意。但这同时也看出了维新派的不容易：急切的维新意图与实际权力的缺乏，使得他们不得不以激进的方式快速扩大影响力，以造成维新乃至变法的既成事实。这是梁启超等人的苦衷，以及抱负。

苦衷归苦衷、抱负归抱负，梁启超等人既先违背学堂既定教学宗旨于先，又复以如此“离经叛道”的方式宣传不容于主流的政治主张与变法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纸包不住火，他们上课给学生传授的内容、所作的激进批注早晚会曝光于社会。梁启超后来自己回忆说：“时学堂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54]“全湘大哗”当然是夸大其词，涉嫌以“革命前辈”资格邀功自赏，但比照王先谦等人《公恳整顿时务学堂呈陈宝箴批》的“湘绅公呈”来看，确实负面反响极大。王先谦等人抱怨：“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为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今皮锡瑞不为珂里所容，樊锥复为浏阳所逐，足见人心不死率土皆同。”这句话至少证实了：一、梁启超等人的教学内容，确实对学堂学生，乃至是某些士绅（如皮锡瑞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富有感染力和煽动力。二、这种影响，通过时务学堂的学生和受影响的士绅，由长沙传播到湘省的其他地区。三、但一般湘民们、占主流的士绅们都对此表示明确的反对与排斥。四、因为梁启超的缘故，士绅内部产生了分化，有积极反对的如王先谦一派，有积极支持或维护的如谭嗣同一派，可能还有不大表态、态度不是特别鲜明的其他派别。总之，士绅们“咸与维新”的局面已经开始破裂了。

但这种破裂也不是产生于一瞬，而是有个过渡。士绅们一开始既然在官方的领导下“咸与维新”，在没有切实抓到充分的证据之前，恐怕也不容易一下子撕破脸皮。梁启超说学生年假回家时向亲友出示札记，于是全湘大哗（这似乎也表明，这种效果不是他一开始就意料到的），这是可疑的。因为现有的材料表明，在梁启超1898年3月抱病离湘赴沪之前，“新旧”两派并未开始直接正面交锋。陈宝箴说：“乃自梁总教去后，中学物论繁兴，本部院始渐有闻。”[55] 如果全湘大哗、“新旧大争”，就算说谎，陈宝箴也不可能说“始渐有闻”，可见此时的“新旧之争”尚未至不可开交的地步。另外，学生年假后，在2月21日，南学会正式在长沙开讲，陈宝箴、徐仁铸、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皮锡瑞等三百余名官绅民纷纷到场，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皮锡瑞等都在当天作了演讲，可并未看见有“旧派”来闹。由此可见，“新旧之争”虽由梁启超引起，但他本人并未亲自参与此次纷争。具体说来，“新旧之争”的双方，分别是梁的支持者和梁的反对者，尤其是支持和反对程度比较坚定的那些人，前者如谭嗣同、熊希龄等，后者如叶德辉、王先谦等。不过，以梁启超个人作为标准来划分“新旧”，其中话语权的争夺、其中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言而喻！

一些论著认为，梁启超是因为风声而被迫称病离湘，但梁启超的抱病很可能是真[56]，而他本人似乎也并不至于那么胆怯。有些论著从反面着眼，认为是梁的离开，导致了接着的“新旧之争”，似乎又过分夸大了梁启超的作用。比如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后来写信给陈宝箴就说：“使卓如久于湘中，必不有此变动矣。”证据是“梁卓如在湘，叶德辉与之极洽，酒食往来，龄所亲睹”，而叶德辉正是后来反梁反得最激烈最坚定的人。因此他自己也很疑惑，可能是“卓如于二十四年春抱病回沪时，未及向各处辞行之恨也”[57]。但此信后来登于《湘报》112号上，显然有减轻事态、为梁启超辩解的味道；此外还反来一击，告诉世人，“旧派”们气量狭小，因此“旧派”们的“污蔑”，实不足为信也。事情当然绝非如此简单，“旧派”当然也不会如此气狭。因为“旧派”攻击“新派”最激烈之时，正是光绪皇帝定国是诏下令举国维新之际。他们敢冒着极度的政治不正确与大势作对，显然已不仅是私人恩怨。

那何以梁一离湘回沪，风声便起，“或谓中丞（陈宝箴）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王先谦）代秉三（熊希龄），叶奂彬（叶德辉）为总教习”，以至于陈宝箴也承认“始渐有闻”，梁启超下面的韩、叶、欧三个中文分教习也纷纷“忿然欲去”（后被熊希龄留住）呢[58]？梁启超无权无势，并不该有如此震慑之力。综合上文的论述，笔者的猜测是：反对梁启超等人的声音肯定在梁离去之前便已出现，但鉴于没有切实充分的把柄，熊希龄、谭嗣同等士绅的极力维护，陈宝箴等官员的不表态甚至默许，保守派们都还在观望，保守的他们并不乐意明目张胆地做第一个公开的反对者。比如，叶德辉早在梁刚入湘的时候，就已写信给友人，担心“卓如苟务伸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但也只是私下信件，语气颇有学究味道，交往方面还是和梁启超“酒食往来”不误[59]。但当梁一走，保守派中可能已有人等待不及，或以为他心虚理亏出逃，乃趁机放出风声，直接造谣，并指明此事与陈宝箴的意思有关。这也表明保守派也在积极拉拢陈宝箴反梁。

对此，陈宝箴是什么态度？贾小叶认为，是“不以为然”，但从维护与谭嗣同等人的私交与大局考虑，决定暂时息事宁人，乃谎称“始渐有闻”。当谭嗣同因浏阳南学会事于3月18日离开长沙回浏阳期间（4月15日才回），陈宝箴为了防范以后其他造谣的兴起，“备预不虞”，乃趁机调阅时务学堂的札记。时务学堂顿时乱作一团，“分教习等皇遽无措，及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隐匿内容较为激进的札记，又“临时加批”稍作掩饰，但过于仓促，康有为托古改制等“谬极”的变法思想还是被陈宝箴察觉到，因此极不高兴，并通过谭的老师欧阳中鹄表示出来。等5月份“新旧之争”事态越来越不可收拾，欧阳中鹄再致信谭嗣同，似乎也是陈宝箴的意思。为的是：“只要谭、熊不再坚持，离开时务学堂，陈宝箴能顺利更换时务学堂提调、教习，其阻遏激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60]但在此之前，大约是4月初，在南学会第七讲的时候，陈宝箴作了“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的演讲，似乎是在为保守派攻击梁启超宣传康说所作的调和之举，可见暗示谭、熊离开时务学堂，似乎也并不是陈一开始的主意，而是不得已。原因可能在于，在保守派借攻梁益盛来反对目前的时务学堂时，激进派也不甘示弱，积极通过《湘报》、南学会等媒介继续宣传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双方互不妥协，这就触犯陈宝箴底线，使之忍无可忍，实在没有办法之余，只好暗示谭、熊离开了。

“新旧之争”在此时越闹越大，两半人马都互不相让，湘省内的“新旧”分化也越来越大。新派方面，虽然因梁的离去、韩、叶、欧三个中文分教习因纠纷而气郁胸中，时务学堂已不再是梁在时的时务学堂，但时务学堂昔日的激进思想却被新开的南学会、《湘报》所承袭。如南学会似乎不顾陈宝箴父子对康学的反感，仍光明正大地宣扬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说“孔子立教，本原后世”，“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包括西学，也“无不萌芽”于孔子及其同时的思想家。又说孔子是“古来大圣人”，是“素王改制”，是中国“教祖”；《春秋》是“经世之书”，“其功德在万世之天下”。如果能懂孔子“托古改制”改制的“微言大义”，便能使中国“翻然一变”，“易贫弱为富强”。经学大家皮锡瑞也参与其说。而令保守派侧目、“痛心疾首”的可能是，如此荒诞不经之说居然随着南学会流传广布，各府州县也纷纷设立学会，不少还以“南学会分学会”自居[61]！《湘报》此时也互与策应，除了刊载南学会每期的讲学内容外，还在3月29日发表了南学会会员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中国方面对西方可采取“改法以同法”“通教以绵教”“屈尊以保尊”“合种以留种”的方法由弱变强。这当然是不能再幼稚的，保守派见及自然不能原谅，也远远不是稳重的陈宝箴巡抚愿见的。此外，4月5号到7号还连载了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4月6日发表了皮锡瑞之子皮嘉右批评湘省湘民愚昧不学、智慧难开的《醒世歌》[62]。

激进派言论尺度越来越大，不知收敛，触犯了当时政治底线，张之洞后来见到，5月10日就去信给陈说“易鼐议论一篇，真正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对陈施压。5月底，王先谦、叶德辉等联名函告湘籍京官徐树铭，谓“陈右帅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事情，不能不先事预防”。徐树铭也果然应此函告要求，向清廷提起弹劾之事。陈宝箴多面受压，不得不下令改造《湘报》，“亟告秉三收回，复嘱其著论改正”，以后“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立马在张之洞面前变得保守起来。

与此同时，保守派湘绅当然也不能对激进派的行为视若无睹，于是他们也纷纷著文反击。叶德辉一马当先，针对梁启超发表了《正界篇》（上下）《长兴学记驳议》《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议》等驳斥文章。5月19日，叶德辉又刊刻了《<輶轩今语>评》对学政徐仁铸的《輶轩今语》进行逐条批驳，又将诋毁南学会和《湘报》的书牍刊刻印发，广泛散播。皮锡瑞不堪叶德辉的接连攻击，6月8日，在南学会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即离开长沙长沙前往江西。从湘绅之间的互相攻击，到批驳学政的论著，保守派态度之强硬可见。尽管6月11日，光绪帝颁发定国是诏，正式推行戊戌变法，8月10又对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湘积极推行新政大加嘉奖，指斥那些“指摘纷乘”“随声附和”的“搢绅”[63]，但保守派也仍未罢休。6月底，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彭祖年等联名上书王先谦，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对自梁启超到熊希龄再到黄遵宪等一班“党与”全部予以痛批，说：“窃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观察来，而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推崇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常邀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倡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64]王先谦接到信后，立马又联合了张祖同、叶德辉、刘凤苞、孔宪教、汪粟、蔡枚功、郑祖焕、黄自元、严家鬯、苏舆等10人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提出要求将“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但事情在此忽然又有了个小插曲。时务学堂方面向陈宝箴状告宾凤阳及王先谦等人的造谣，说：他们“假学术为名，觊觎谋占学堂总理及教习各席，挟嫌捏词，具呈抚辕”，“讵料该劣衿宾凤阳等，势穷词遁”，在之前信函的基础上，又“添加蜚语，谓‘学堂教习争风，择堂中弟子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鸡奸’”，还“刊刷揭帖，四处张帖分送”。陈宝箴见揭帖传播已久，宾凤阳等人却不予表态，自刷清白，可见与他们不无关系。大批这“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教之名，以图报复私忿……若出于读书士子之手，无论不足污人，适自出于下流败类，为众论所不齿耳”。王先谦连忙去信再为解释，说“揭帖之由来，甚为暧昧，以学堂得之、学堂呈之之私物，而诡称岳麓诸生所为”，而“宾凤阳等，相从最久，品学俱端”，绝非造谣之人。末了，王先谦甚至以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的提议相逼，说“先谦孱弱善病，近复加剧。主讲之任，非复能任。谨即告退，希择明师，以完残局”。陈宝箴最后让步了，说此事“不能无疑，而亦不能遽定”，但与王先谦来来往往几封信，觉得“彼此皆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公之不袒书院诸生，弟所深悉；弟之不袒学堂，独不蒙见谅……公如朝辞岳麓，弟亦夕去湖湘矣。公非恋馆，弟亦非恋官……请释戈解甲，容再负荆，何如？”[65]。这实际上是与保守派妥协了。

在保守派的强势高压下，陈宝箴不得不以大局为重，何况激进派也确实出格过多，内部也产生了分化，这对维稳的官员来说是难以宽恕的，于是在挽留了王先谦同时，还免去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提调的职位，并借委派他护送学生赴日留学避避风头。熊希龄去信“私忠感激”之余，也说“固明白老伯一片维持苦心、转移深意”[66]，内心凄凉。韩、叶、欧三个中文分教习无可奈何，加上有气在先，也就纷纷辞职，离开长沙，作鸟兽散。而谭嗣同早在5月20日，因先前徐致靖的保荐，被光绪帝诏见待用。没有了谭嗣同、熊希龄等激进派主讲，激进派势单力薄。《湘报》《湘学报》、湖南时务学堂以及南学会就失去了原来的激进色彩。自此，围绕湖南时务学堂的所谓“新旧之争”就基本被平息了。9月21日，北京发生政变，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东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亡命断头台，陈宝箴、黄遵宪、熊希龄等人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官场大换血，时务学堂被易名为求实书院……于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新旧之争”便以保守派暂时的大获全胜告一段落了。

四、余论：现代化视角下的“新旧之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极其复杂，历史表明，这个过程中有不少的起起落落、反反复复，但总的方向又是向前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时务学堂的“新旧之争”，或说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争端，也基本吻合。比如在第二节“湖南省的现代化”，就已经以湖南省教育所呈现的激进特点表明了现代化的不可逆转性，湖南时务学堂虽已然不在，但是它的精神还会通过别种形式表现出来。这是现代化历史的大势所趋，莫之能逆。就好比打开了某一新潮流的闸门，就不好再关上去；等再关上去时，这个关的性质也就变了，可能反倒符合新时期历史的必然性。但在这开关之间，需要一定的时间与代价。至于最初的这个闸门应不应该打开、怎么打开、什么时候打开，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湖南时务学堂的“新旧之争”不仅大致代表了湖南人内部的高度分化，正如第二节关于湖南人地方民族性格的论述所言，有激进的，有保守的，有摇摆的，但总体上，至少是统治阶层偏于极端，是以有一时的“咸与维新”，也有一时的“新旧之争”，发展道路十分曲折。“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67]，湖南省的“新旧之争”其实也是北京戊戌变法的缩影：二者都以新政的施行作为背景，都有新政下分化的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争执，都是激进派的一时得胜、两方相持，最后演变成保守派忽然反转、激进派势力备受打击，而梁恰好是这两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这背后的意蕴，颇耐人寻味。更惊人的相似性在于，“新旧之争”并没有因保守派一时的胜利而结束，而是方兴未艾。湖南时务学堂被易名为求实书院，但嗣后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又欲施“新政”故技以挽救国危，颁布《兴学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求实学堂于是在1902年再次易名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2月又遵照《奏定学堂章程》易名为湖南省官立高等学堂，不久又与易名为湖南高等学堂的岳麓书院合并[68]。从省内看，湖南省内的“新旧之争”也在持续着，从1902年到1911年，湖南巡抚就换了七个（赵尔巽到余诚格），而光是1902年到1906年前半段时间，就有五个（赵尔巽到岑春蓂）巡抚，这背后隐含的当然是“新旧”势力的此消彼长。

如果说一开始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与以慈禧的后党及其附属士绅为代表的保守派是十九世纪末中国国内“新旧之争”的主要对抗双方的话，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党人与维护清政府统治的保皇派便构成了新时期“新旧之争”的两大对抗力量。正因为现代化背景下的“新旧之争”是历史的，所以也会随历史的演变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但其基本模式又有其一致性。耿云志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发现了不断演变的“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进路”，可为其证。具体说来就是：洋务时期的“新旧之争”主要是是否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新旧之争”主要是“师夷”是否只止于“西洋工艺”，排满革命高潮时期的“新旧之争”主要是要不要提倡“国粹”[69]，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旧之争”是能不能进行“全盘欧化”，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新旧之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中国化”，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同时涉及了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的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其纵向的复杂性，恰足以反映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发展模式：由外患始，又在不断的多变的内部相持状态中谋求历史的进展。中国现代史并不是一路顺畅的。

与此相对应，从横向来看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将能更深入地揭示“新旧之争”本身内在的复杂性。

首先，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根本就不是历史意义上的“新派”与“旧派”意义上的争纷。梁启超承认：“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70]而专就历史意义而言，时务学堂中的所谓的“新派”，他们所有主张与实行的维新措施（欲变），并非都“应变”，不少还“不应变”，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激进派（欲变≠应变）；而其中所谓的“旧派”，他们阻止激进派的某些主张（欲不变），确实“不应变”（欲不变＝不应变），比较有现实感，但仅以他们维护三纲五常就说他们守旧，恐怕也言过其实，为了谨慎起见，可以称他们为保守派，或非激进派。保守派不一定思想不开明，但为了避免冒失，他们一定不敢前卫，至少是不会通过言行表露出来。

事实上，自甲午战败以降，外加先前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实践，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实权官员已完全不是闭关锁国时期的守旧状态。他们也都主张某种程度的维新，主张继续深入开展洋务，对于改变科举取士的考试方式、对于设立学堂或书院改制录取专门人才，他们有的积极提倡，其下者虽不主张，但也不大会痛声反对。这是湖南维新运动前期能够顺利开展、官绅民能“咸与维新”的重要原因。比如王先谦，作为岳麓书院书院山长，他率先改制书院课程内容，加入算学、方言等内容，还为人先地订购《时务报》，俾使全院学生浏览；此外他还“掷万金于制造”，先后与和张祖同等人创办的和丰火柴公司，后又和黄自元、蒋德钧、张祖同、熊希龄等人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忧虑的是“中土工艺不兴，终无自立之日”[71]。请梁启超入湘执教，他一开始也是不反对的。就算是时务学堂被易名为求实书院，保守派掌管下的书院所设六分教仍是“三中学、二算学、一方言”。在大方向上，保守派在“新旧之争”前后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可能是对激进派的态度更反感、更抵制、更不客气[72]。又比如他们对李维格均无异词，可见也并不都对人，也对事，至少不因梁牵连至李。

说到底，激进派与保守派都有很强的国家危亡意识，但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认识国内外局势以及如何对应上。激进派担心，如果新政不能得到快速而又有效的贯彻，国家不久将被列强瓜分蚕食，届时将国将不国，但为了速成，他们觉得应以造成风气、洞开民智为先，工艺为后。保守派害怕，如果再不从更深层次掌握洋人的“长技”，在全国逐渐推广西艺，中国将永受列强侵凌、永无自强之日，目前只好实打实干，风气自开，欲速则不达。不过，从内心深处，至少在表态上，他们又可能认为这是时势使然，未必真心认可西艺。但其中不少旧派也不再坚持西方无君无父、大逆不道，这又是认识上的进步[73]。

梁启超和王先谦的话很能说明这两派人的根本立场。梁启超说：“大局之患如燃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军齐力，万马齐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觉得“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意至美矣，然于广之之道则有未尽也。学堂学生只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为成也，亦仅矣”的原因，所以他要做的是使学生“成就不必其远大，但使于政学本原略有所闻，中外之情形无所闇蔽，可以广风气消阻力，如斯而已。”他还天真地认为：如是“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而必非一省会之间，数十百人之力可以支持，有断矣。”[74]然后就民主可得、民权可绅、议院可设、国会可开，中国可立治矣。这恐怕是孔子“三年有成”的近代翻版，过于理想化又不免幼稚。

王先谦则偏重实业，他说：“今日中国急宜举行，惟在工艺之学。”这是因为：“西国强源于富，富源于商，商源于工，工源于学。故西学无论巨细，止当以工艺统之，特设工艺学堂，以专科专官”[75]而现在世界的局势是：“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用其货物，脧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由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立造精能。”但也只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抚承而行之，未为过也；士绅和之，未为过也。故从前火柴、机器各公司，先谦与闻其事，确系中心之诚，以为应办，至今并无他说。”[76]从他的《葵园四种》来看，这种思想上的健稳，是可信的。

其次，从激进派和保守派这种根本立场之差看来，“新旧之争”的失败，也并不能全部归罪于保守派势力的强大。或许事实恰恰相反，正是激进派的目的热方法盲、对形势与现实的误判，导致了所得非所愿。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在谈到现代化的抗拒与变迁两种力量的博弈时，认为现代化过程有两个紧密相关的层面：“一为各群体现存生活方式的解体；一为处于此种过程中的不同群体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加它们被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77]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国内外环境，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均要面对的事实，或者是造成激进保守高度分化的根本原因。激进派和保守派都要求改变现状，但根本出发点、根本方式却不一样。两派各行其是，都会使两派各自目的无法落实，因为在当时中国殖民体系的大框架里，激进与保守既在框架内互相影响对方，又咬牙切齿互不相容的。激进派以保守派碍事，保守派以激进派坏事；激进派首先突破底线，复又皆“旧派”等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震慑对手，其尤者甚至以“杀人流血”[78]相逼，你死网破，保守派怎么能不反抗呢？事态至此，就已经不是理性之争了。背后的根源可能是：保守派往往有实权，激进派往往无实权，而激进派过急于改变。

激进派对保守派的不满，理由可能很简单，就是不够趋新，是以之为务去之“旧”，而忽视其健稳之趋新也。但保守派对激进派的积怨，可能就非常复杂了。保守派说是为了厘正学术、造就人才、维持风教，义正言辞；后世研究者认为是政见的分歧、学术的差异、经费、人事权力、名分的纠缠[79]，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80]，但综合来看，更可能的是担心激进派对现有局势的搅乱，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国家混乱，新政不行（推广西艺），人才不造，同时还有个人情绪和私利的因素在。对后者的担心，其实已经涵盖了前面诸多因素的考虑。《翼教丛编》集保守派反对观点之大成，其序曰：“自黄公度为湖南言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权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81]王先谦后来联名十位湘绅上呈陈宝箴也说：“窃为政先定民志，立学首正人心。损益乃百世可知，纲常实千古不易。”[82]激进派的政治宣传、康有为附会出来的孔子改制思想（后来其学说也遭到了梁启超的强烈反对），有动摇清政府根基、割裂传统社会命脉、扭曲正统的嫌疑，在保守派看来很是卑劣，又安得见容？此外，王先谦1898年写了一首《狂子行》另表达了对激进派“空谈”轻浮的鄙夷：“官不可为去做贼，用夷变夏胡可得？……君不见张吴两狂子，只有流传题壁诗！”[83]无论如何，在根本制度的留存上、在务实维新的方法上、在个人情绪与利益上，保守派都不可能与激进派妥协，除非“时势使然”，革命局势造成。当然，到了这时，保守派也仍多是继续保守，激进派却不少转向新保守派，保守派与激进派的立场转向，或许值得深思。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化，尤其是调和派，这以其时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代表。如果暂时撇开改朝换代的眼光来看待激进派乃至革命派的冲击性乃至暴力性，激进派对任何一个想要稳中求得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是一件好事，不值得提倡。但激进派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及历史现象，它的存在，亦绝非空穴来风，没有其积极与进步意义。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激进派，也都有保守派，湖南时务学堂激进与保守之争的意义在于，这场争执发生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转型时期，是以双方同求维新而又互难妥协也。

中国早期现代史的诡谲似乎告诉后人：激进派激进的要求似乎是不合理的，就算落实未必能立刻见效，中国国内社会矛盾或许还会激化，何况还不能落实。假如戊戌维新持续，也未必能避免两年后不可抗拒的八国联军侵华，这似乎仍是落后中国必有之代价，预示着“帝制的终结”。当然，保守派在此也同样无能为力。激进派在此的意义，从一二十年来看，似乎只是加速了“帝制的终结”，由其演化后的革命派执行；但从长远来看，汪荣祖甚至认为以《孔子改制考》为代表的激进变法思想，其负面影响似远超正面影响[84]。无论是世道人心、还是风气民智，都未见其好、也未见其开。而从其本身宗旨来看，激进派的那套维新主张，从来未在现代中国得到落实，总不符合时代要求。费正清等人就认为，湖南维新运动乃至戊戌变法的失败，当归因于运动后期的激进化表现。[85]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激进派甚至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

不过反过来想，虽然保守派领导的洋务运动功不可没（后期的保守派实前期之洋务派也），为打开全国维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似乎也暴露了守旧势力之顽固不化、社会矛盾之不可缓和、旧有制度之非去不可，学习西方三十年，却打败于差不多同时起步的小国日本，这无论如何是必遭历史淘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看，激进派正是由目前的对手保守派所亲手促成的——为激进派的成长提供了土壤。换句话说，保守派也就成了维护晚清政制的自掘坟墓者，这是历史的诡谲。

就上述理由，以陈宝箴为代表，既坚守保守派的立场，又欣赏激进派的勇进，想要调和两派立场，顺利而快速有效地维新的调和派，就极具比较意义。换个角度想，尽管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尽管洋务运动也备受争议，但它毕竟在老大的封建帝国里舒展了三十余年。如果激进派的维新理念能温和地在中国大地被执行有一个三十年，将会是一副怎样的历史图景？这是调和派所梦想达到的。

调和派作为介于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中间派，对时势似乎往往有更清醒的认识。首先，他们知道维新变法有激进与保守之两途，但两途皆有得失，乃调和之。如陈宝箴，其孙、大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他：“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苦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又与郭嵩焘为至交，深受影响，“历验世务”的他因此“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86]。但郭为时人唾弃，与他至交的陈宝箴自然知道守旧势力之强大，所以陈寅恪又说：“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悉能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楷模，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87]这就是为什么陈宝箴在一开始选择时务学堂教习时，“舍康而聘梁”的原因[88]。保守派对康态度坚决，决不妥协：“康有为心迹被乱，人所共知，粤中死党，护之甚勤，情状亦殊叵测。若辈假西学以自文，旋通外人以自重……留此祸本，终成厉阶。”[89]这一点陈宝箴是有认识的，并且也认同孔子改制考是康的“穿凿附会”，“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所不同的，是陈能看见康“超卓”的“识略”“宏通”的“议论”，觉得“于古今治乱之原，中西政教之大，类能苦心探讨，阐发详尽，而意气激昂慷慨，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似不可谓非一时奇士。”尽管因才性纵横、志气激烈，用附会的《孔子改制考宣传平等民权得罪了不少人，但“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谓宜比之狂简，造就可裁成之。”只要“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止误息争”[90]，就可以任用。事实上，陈当初聘梁，也是看准他有康有为之“理想”“热诚”“胆气”[91]而其论说更胜乃师，也就是少牵强附会，并不是绝对否定康有会。

陈宝箴一上任就励精图治，从实务事业到文化教育事业，都把湖南省从“向称守旧”的省份领导到“最富朝气”，却有其一开始营湖南之一隅以为天下先的抱负。但他最后却以“招引奸邪”被去职、不久乃被赐死，这无疑是十分可惜的。当时广西举人李文曾向光绪举荐陈宝箴入京任军机处，说“择老成硕望志在维新，其才识又足以负荷天下之中，如两湖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两人者，速调京城，任以枢要，然后斟酌损益，次第施行。庶不至凌杂无序，疑谤沸腾。”[92]

把张之洞与其并列而谈，可见其声望。在湖南时务学堂“新旧之争”中，尽管激进派与保守派均对陈宝箴的协调颇有微词，甚至以为是包庇双方，对他有不理解，但两派都积极拉拢陈，这是对其声望的最好认可。稳健如此、历验世务如此，在那样一个社会极具转型、现代化进程忽然加剧的过程中，却被时代的洪流压倒，这又令人深思。或许是历史发展自身为了获取动态自足性所需要的牺牲吧。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至今，绝非容易；现时社会转型的方式、现代化程度的增进也今非昔比。面对社会痼疾、面对所谓的“新旧之争”，每个人似乎都应该谦虚戒骄，以健稳为是。但健稳的前提是社会痼疾、“新旧之争”能在社会现代化的整个大框架内被容纳，其矛盾并非不可解决。这或许就是早期现代化的悖论所在：以恶性的抗争去对待恶性的社会制度，在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渡期内，逐渐建立起一个良性的社会制度，但如何对待这个良性社会制度、如何使良性社会制度不至于恶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许都还需要继续摸索。并非贬低群众的力量，而是想强调：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围绕这背后的“新旧之争”，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在大方向上的一致，或许还需要更深处的信任、民主协商，或许还需要建造更富恢复力、容纳读的社会制度，那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才能真正的稳重求快进。各方面的领导力量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