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7日23点35分，湖南大学一名女教师，陈娟，在其QQ空间上发表了日志《千声万唤再也唤不醒我亲爱的崽崽-林致远》。这篇饱含悲痛的文章，回忆了儿子11月上旬三次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治病而最终不治而亡的经历。作者认为，儿子的不治而亡，罪魁祸首是医院不负责的办事态度、相关医生的“误诊误治”以及双方“良心”与“职业道德”的缺失。就此，作者想要为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第二天，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发布了声明作为回应。医院首先对“因病死亡”的“林致远同学”、陈娟夫妇“失去爱子的心情”以及本次“事件的发生”分别“表示”了“痛惜”、“理解”与“遗憾”，其次有针对性地提供了林致远三次病诊的“诊断”或经过，最后“诚恳地希望大家能对医院的工作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解决”“对于治疗过程中的疑问”。
根据双方共有的说法，那么在17日那天“医患双方”进行了“协调会”。患者觉得“直到协调会，都不能给出我崽的死因”，这是医院辜负了“患者的信任”的体现。医院则心平气和地宣布“主动脉夹层 I 型破裂、心包填塞死亡”的“初步尸体解剖诊断”，并有耐心等待“一个月后出具”的“第三方尸体解剖报告”。这也就是说，这场“医患纠纷”并未完全结束。“一件事情，各自表述。”既然双方的根本立场是互相对立的，那么在纠纷结束之前，相关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我通过对双方的表态进行纯文本的梳理，发现了二者在林致远三次赴诊的事实上皆存在着差异化的叙述。为了力求对该“医患纠纷”有个良好的还原与再现，有必要对此详述如下：
一、11月5日，林致远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进行第一次赴诊。对于诊断的结果，双方的表述皆为“①上呼吸道感染②心肌炎?”（作者按：原文如此）。事情的分歧在于，陈娟说诊断之后，医院相关人员“未给予任何处理和医嘱”，而医院则提供了相反的说法：“医生拟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患者家属拒绝……接受进一步诊治，就离开了湘雅三医院门诊。（见门诊病历）”
二、11月16日凌晨，林致远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进行第二次赴诊。第二次因林致远病况较为严重，似乎在医院的内外科有所辗转。说“似乎”的原因是因为双方在此次就诊的细节与结尾上存在不一致的说法。照陈娟的说法，林致远“一点半到附三急诊科就诊,分诊台见他呕吐,要他先看外科,外科医生排除急腹症,建议看内科,”内科医生极为潦草、不负责任地看完并作出“年轻人心脏不会有问题”的保证后，“即要他回家”。根据文章的逻辑，作者一行人便因此打道回府。而医院则指出，林致远是先看完了内科，各项指标正常之后，“因左腹疼痛半小时而转诊急诊外科，”外科“体查”未完，“患者……即离开医院”。
三、11月16日凌晨四点多（作者按：陈娟的说法是四点，医院的说法是四点半），林致远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赴诊。陈娟这一方说急诊科外科医生“没有明确诊断”、“医院”“并未嘱咐他（作者按：林致远）要留观或复诊”、“护士告知我第二天再来”，医院这一方却说“在患者腹痛、胸闷原因不明……医生按照诊疗规范，要求患者留院观察（住急诊科留观室 12 床），但患者留观不到 2 小时，完成初步治疗后自行离开医院，”并有“急诊检查资料”与“留观室监控视频”两方面的证据。至于陈娟提到医院为林致远注射“静滴6542毫克”的事情，医院方面没有涉及。
尘埃落地尚需时日，幼骨盖棺而无定论。在感情上，我自然知道一个生命存活的不容易。但在理智上，却不敢轻易为此事人为的“画上句号”。双方提供的事件材料孰是孰非，我不知道；医学上的相关知识，我不知道；“一个月后出具”的“第三方尸体解剖报告”，我不知道；一个月后这场“医患纠纷”能否解决，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既与陈娟一家人素昧平生，又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缘悭一遇；我所知道的，也不过任何人都能在网上看得见的“共同知识”。既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又如何敢在是非未明的情况下妄加是非判断呢？我深知一个严肃的社评应该基于扎实的事实，而非面壁的虚构，毕竟社评不是无本也能起家的好买卖。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听见了“医患纠纷”这一只靴子的落地声，而另一只“结束纠纷”的靴子声却迟迟未闻。在这双鞋子未落地前，我只能对这件事情本身谈谈个人的想法。
众所周知，医患纠纷现象在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这件事情，不过其中数量上的一例、时间上的近例而已。陈娟与医院事后的各执一词，也不过是医患纠纷现象常见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从逻辑上看，他们双方互斥的说法不可能全对，换句话说，他们至少有一方是撒了谎的。我常想，医患纠纷发生频率越来越快、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对于久经局外考验的人民群众来说，类似的事情，或许不过是祥林嫂嘴里的故事、咀嚼充分后的槟榔，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再有深切的感觉。不再有深切的感觉暗示着一种意识形态的生成。这种意识形态，说白了，就是医患双方愈演愈烈的互不信任。这种互不信任既然在社会上已然流行为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它就难免成了先验的、事先的心理预设，而非事后的废然之叹。在生活中，我当然也不愿意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那些治病甚至救人的医务工作者，像钱钟书一提起医生便想到屠夫。但当我感觉到医务工作者反而带着有色眼镜，漫不经心甚至态度草率对待患者时，我也做不到梁启超被误割肾脏后的大度，不让我的不信任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多次恶性博弈下来，无怪乎医患双方的互不信任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甚嚣尘上。陈娟与医院事后的各执一词，这么看来，倒是双方事先就互不信任的明证。
互不信任确实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公开的秘密”。说公开的，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这一点连官方都加以承认了——所谓的社会信用制度不够完善。说是秘密，因为大家都不点破，都只把它放在心里、肚里，也不怕它烂掉、发酵。医患纠纷正是这种互不信任的一个典型。
人生真是充满着许多的遗憾、悖论与反讽。有些人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怍与自悔，有些人有子不养而亲等待的冷漠与决绝，另有些人，如陈娟夫妇，有白发人而送黑发人的无奈与悲痛。何止人生，历史或许也是如此，人生不过具体而微罢了。每一代人，都活在一个物质更为丰富的最好年代，却都要感叹这是道德更为沦丧的最坏年代。一方面，向好的人心不适应或者不喜欢这种大的精神落差，另一方面，向恶的人性却不得不在举世滔滔、人海滚滚里犹水之就下。人心与人性的这种冲突与矛盾，或许便是人生压抑、不幸福的根源。
人心与人性的这种冲突与矛盾，或许也是人们互不信任、互相诋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