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为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去年的大作。当时，我便在畅销书榜上看见了此书，可是一直无缘买来一看。九月末，我无意中了解到图书馆征集图书读后感的征文活动，在两部推荐书目中，有一本是读者推荐的——它正是《沈从文的后半生》。我因此对此书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国庆购得一本，仔细拜读，知道这是一部写作扎实、颇有情怀的传记类作品。我对沈从文并不感冒，一直不满意他冗长繁杂、纠缠不清、言不达意的遣词与造句。比如初看此书，就看了第六页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一句话：“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这是什么句子？我那时唯一感兴趣的，是探寻沈从文后半生“不从文”的心理机制，以及这种文化现象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某种意义。想不到，这又与作者在书前所作《说明》的精神不谋而合。这使我在阅读此书的全过程中都保持了相当的注意力。拜读之余，我找来了《沈从文年谱》、《沈从文研究资料》等书以及张新颖的论文《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四十年代》作为陪读。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触目所及，真可以说得上都是“沈从文”“沈从文”。谁料我在更新了对沈从文的看法的同时，也不敢对沈从文指指点点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浅谈一下此书带给我的两点感观。
关于取材。这本书颇有情怀，这种情怀，由内而外，从传主的精神世界弥漫到作者的字里行间，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由作者及传主。读毕此书，我不禁产生联想，作者在灵魂上，是否就是“现代的沈从文”呢？作者在与沈从文“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走进了“沈从文的世界”后，是否无法自拔了呢？作者与传主之间似乎已然“不隔”，不得不说这是此书的最大优点。
这种“不隔”，从写作取材上便可见一二。沈从文(1902—1988)的后半生从数理意义上应自1945年为分界，而作者弃1945而取1948，自是有其用心之处。照作者在书前《说明》来看，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说：作者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做大同小异的重复工作”，以有别于“几种”“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的沈从文前半生传记。至于这几种传记究为如何，我不知道，作者也没说。但很显然的是，事情绝非浅显至此。作者在其论文《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四十年代》中，详细地描摹了“乡下人”沈从文在动荡的四十年代里的精神发展轨迹，即沈从文如何由对“抽象”——抽象本身的名词意义、动荡现实的抽象演绎——的狂热思考，发展到最后孤独的呓语狂言以至于“清醒”状态下的自杀尝试。而1948年，正是沈从文由“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转换的分水岭，是沈从文四十年代“抽象抒情”的高潮。由此可见，1948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极为关键的一年。一方面，以它为始，足以充当沈从文四十年代精神发展轨迹的缩影，并为沈从文后来的精神状态张本；另一方面，1948年同时也是新旧时代冲突与变更的前夕，这种矛盾，反映在人的身上，便是思想上的高度紊乱。所以，以1948年作为全书的开始，既能在结构上免去不必要的繁琐，不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随着传主的“抽象的抒情”而茫然无适，又能在内容上不着痕迹，合情合理，抓住读者的心。试以笔者当时的阅读体验为例：
在看此书前，我对沈从文知之甚少。当我看到第一章第一节沈从文对老婆说想要在“分别中来年青年青”、对孩子说“一定要努力”“写个一二十本”来赶超托尔斯泰时，不免感到好生奇怪。时局已颓败、国内尚混乱，并且这种颓败与混乱大有将抵巅峰之势，最后剩下他所谓的“民族自杀的悲剧”，他却在暮气沉沉的世界里想要“年青”、在弃绝文学创作前想要“写个一二十本”，他是如此矛盾！矛盾之中，他还是要“收拾残破”，实现“痴人之梦”，这又怎么可能呢？骨感现实反衬出丰满理想的可笑与无力，认真的他“不毁也会疯去”。果然，半年后，即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中，他“精神失常了”。精神失常之不足，他尝试了自杀。沈从文在一月三十日给张兆和的来信上的一段批注，最令我动容：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在第一章，作者便先声夺人地向我们展现沈从文在大变局中复杂然而真实的世界，不可不谓是动了感情的。感情之妙，存乎一心，多说无益。如果不好好读懂这一章，沈从文后半生的精神世界就无根可寻——这是作者的取材用心的地方。
二、关于写作的偏颇之处。在我看来，评价研究类作品主要有两条标准，不得不在此声明：一、作者的写作意图与写作成果之间的离合程度。换句话说，就是写作的开始目的与写作的最后结果是不是很吻合，吻合的程度越高，写得越好，因为这直接表明了作者所受的理性训练的高低程度与写作组织能力的熟络程度，而这又直接关乎其作品的质量。这一点，至少在研究类作品当作如是观。二、论者对作者的写作意图的价值判断，亦即对作者的某种说法的再探讨与重估。
在这里，我想着重探讨一下作者所谓的“严格的直接引述”写作方法论。
在书前《说明》，作者说他写作的意图是：
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
这种表态鲜明的意图，实际上是一个及格的研究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盖研究人物，脱离不了具体的时代大背景，因为人是现实的产物，人在其中矣。但正因为如此，写实的人物传记，必定能反映出该时代的某些特点甚至本质。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又是别具一格的“乡下人”，他的后半生的转折与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在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大时代背景下，他所代表的文化现象，就颇有意义。但是在写作这么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时，过分突出“他个人漫长的内心世界”，或者说在实际操作上淡化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就有失偏颇了。
作者为了追求这种突出效果，选择用沈从文文本来解释沈从文的方法，他说：
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他自己的表述……倘若我是一个读者，比起作者代替传主表达，我更愿意看到传主自己直接表达。
然而，“传主自己直接表达”就算真实，能做到写实吗？不够写实，能够真实吗？为什么传主要这么表达不那样表达？“必须见诸他自己的表述”就一定真实吗？“自己的表述”就够了吗？那不说的部分呢？
这是一个极大的题目。简而言之，在我看来，作者在写作沈从文的后半生的时候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即存在一个主观性太强的心理预设。这种预设把沈从文抬得太高太高，读者举目望去，只见作者颂扬敬服之辞、同情身受之语，而不见任何批判性的探讨、理性的追究，这几乎就等于在搞沈从文的“个人崇拜”了。崇拜之下，我们看见的，只是“沈从文”“沈从文”。言必沈从文出，固然给了我们确实的证据感，易于信服，可同时，也极易带动读者的“自我涉入”。涉入之后，读者身处庐山之中，欲窥沈从文真面目，其可得乎？这也正是淡化时代背景的缺陷所在。而作者，给我们带来的，仅有时代感而已。
概言之，时代与个人是互证的关系，不可偏废。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环境，也是背景。因此在大的历史舞台上，我们不愿看到沈从文的独角戏、“三突出”，我们也要看见芸芸众生相。在这些人眼中，我们要看见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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