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性学习
绪论
题目的解释
中国古代有句读之学，教人断句，在一句话、一段话或者一篇文章里面弄清停顿所在、搞清意思所在。现在不必这么麻烦了。可是过去又曾流行一种“信息量颇大”的“句读之学”，在一句仅有一个句号的话里会有几层不同的意思，而每层意思均很明朗，所谓一语双关，庶几近之。好比说“有一种感情叫做爱”就有两种读法，一望便知。“研究性学习”正是这类型的题目。不过，它的隐义，却不止两层。
性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题目。本“研究”的性，是狭义的，专指普遍存在的社会性观念。但这仍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性研究领域，以方法的不同，可以借用伦理学、心理学、观念学、生物学、统计学、历史学以至国际关系学等，以角度的不同，又可以从性与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经济、地理等展开，更何况从这些方法与角度细化出的诸多条目呢。
然而，本“研究”说到底只是一种“学习”。既是学习，就说明内容的不成熟，就算是大而无当，也未始不能被理解。这种学习，虽然涉题敏感，言人所未言、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但其中所表现的“学习精神”，无疑还是值得嘉奖的。
当然，所谓敏感，也是相对的。事实上，性研究早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议题了。说涉题敏感，应放在具体语境里去考量。也就是说，笔者这篇空前或可绝后的中学生课题研究如果放在中学教育这个具体语境来看，那就太大胆了。其实，稍稍接受过性知识、性教育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大惊小怪，甚至还会以为我写得很幼稚，因为收笔之后，我正有这种感叹。
我认为本“研究”具备以下特色：好大务远而援引有据，不守成规而别开生面，离经叛道而独开风气，一言之堂而凿凿在理，个人包办而以一抵十，众以为忤而只身往矣。
至于为何锁定这个题目的缘由，很简单：完全是因为旁人不做也不说，既无建设性的贡献，也无建设性的提议，笔者只好随兴而来、随性而来，不料妙口而得也。
为什么说性
虽然说是随兴而来、随性而来，但这种兴与性却不是偶然的。
食色性也，每天吃饭喝水呼吸吐纳的时候，你在“食”；每天三急迫你如厕脱裤解手的时候，“色”一直在暗中给你印象，其效果，甚过广告。所以，色或说性的问题你躲不开，你躲着它，它来找你，其野蛮也，也只有政治才能比拟。
所谓野蛮，实际上是指本能、本能冲动。照弗洛伊德的理论，那么人生的根本动力是力比多libido，也就是说，支配你的是性力、性冲动，而其他什么都不具“决定性”；在性的支配之下，人生的性满足分为六个阶段，即口唇期、肛门期、前生殖器期、潜伏期、后生器期、性生活①。性满足通过刺激不同位置的快感区而得到快感的满足，从而满足了性欲望。换句话说、粗俗的说，当你觉得很爽的时候，其实都是性欲望得到了满足。为什么有此种说法？因为弗洛伊德以为文明的反义词是本能，文明的作用就是压抑本能，而唯一能死里逃生、不能死绝的本能是性，所以人的一生就是在性压抑与性冲动的矛盾中度过。此说固然有失偏颇，比如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有把性的定义搞得过于宽泛的嫌疑，但也有不无可采的亮点：一、解释了文明与本能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早在《荀子》一书就已经得到论证②。他们的偏颇在于，没有看清文明的本质：调和甚至不惜野蛮地调和——压抑也是调和。二、充分提高了性在人生中的地位，并造成世界“性”的注意，引来一波又一波的讨论与争议。
另一个“不是偶然的”的原因是在于笔者本人的兴趣与广大群众的性趣。无论是兴趣还是性趣，都不能掩盖这样子的现实：它们的来源是社会，而且它们越来越早地在群众心中被挑逗起来，潜伏不住——我们的群众在性意识方面越来越早熟——当然，这种早熟也在生理上得到广泛的表现。另一个现实是：我们的群众在性知识、性教育方面跟不上自己的早熟。于是，性压抑甚至因性窒息而亡的越来越多、情色段子书籍以及动漫越来越多、“阿鲁巴”愈演愈烈、私下里“你撸了没”越来越有取“你吃了没”而代之的趋势……更有动不动就提及性事的、男女一起谈“苍老师”的、说“基”础就要引申到“鸡”再到“妓”的层次的、说笔套就要被联想“你的屄”“你的套”的、说放假就要想起例假的说音部就要想起阴部的……..骚年而非少年大湿胸而非大师兄胸器而非凶器的、基友闺蜜中不乏是同性恋的、GV（gay video）比AV更受欢迎的、一见人的部分裸露如露胳膊露胸沟甚至是男同胞露上半身的照片就戏呼留下种子的、还有同志百合菊花以及阿拉伯数字3之类隐晦的网络用语的……社会风气如此，至少在年轻一代已然如此，但事实上，所谓成年人也不过如此——至少年轻一代还多是“述而不作”的“孔圣人”，成年人却是又说又做甚至只做不说的实践者——躲在家里、躲在公家里甚至公然在公交车上看A片者有之，狎妓嫖娼性侵幼童女学生女下属送姐妹花以至储藏性奴者有之，假鸡奸奸人类真鸡奸奸禽兽者有之，深入女同胞私处给以心理治疗、抓鬼者有之……这已不是少数、以偏概全的问题了，可以说这些都是很有代表意义的、不容否认的、能见微知著的事实。但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又使我们一公开言性就“阳痿”得说不出话来，所以，这些现状既表示某种进步也表示某种问题。一如近代性史，性觉悟有了，但谈不上性解放，还有待进一步的性启蒙③。
正因如此，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早就深感写性的重要与必要。性这个议题必须给它理一理，不理一理，何得而理性耶？
怎么写与写什么
我大约是个怀疑论者，不太相信什么本质。我以为，本质常常是不可靠的，唯一可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现象与存在。
有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标榜本质的往往没落，揭示现象的却往往常青。严格的说，本质这个词是说不通的，因为本质是不能解释的，而照本质论者来说，不存在不能解释的东西。退而言之，本质就是对某种永恒的现象的概括或者预设（无须证明）。也就是说，“本质”的“本质”其实就是现象。然而，这种本质只是对现象的解释。解释为了圆通，常不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选择性表达”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本质”吗？不久他们会脸红地发现自己的体系落伍了、脱节了，可现象还是不变。现象既然不变，那么他们说的本质还是对的，于是他们又厚脸皮发挥想象力继续标榜本质，结果就是文过饰非。唯物的人也不免甚至最是违心以至唯心，其理在此。在这里，我更愿去揭示。只要所揭示的站得住脚，那么解释虽然因人的水平而异，但也不会差得很远。
有自知的人从不标榜什么本质。玻尔有个著名的并协原理深刻地指出，人们知道一个事物是以不知道某些别的事物为代价的，人们绝不能够同时知道一切事物④。我以为，是现象就不是偶然的。国人皆曰穷，你却用一套鬼学说来精神胜利，解释我们不穷，这又是什么本质论？现象就像光，泽披万物，无论是经过漫反射还是镜面反射，都能给双眼以光亮。
为了力求对现象能有良好的揭示，自然就需要有对现象规律的把握，保证现象的可靠性，不然就立论不稳了。这就涉及历史观了。在此文本中，我强调我的两点历史观：一、历史是不全可靠的。二、历史不全是正着书本来看的，或者要反过来看的。这两点历史观将体现在下面的行文中。
我现在所要写的，主要以历史为经，分章而述，徒借论文其表；行文时，又以性为纬，蜻蜓点水，采用现象其里。每章的长短不限，随机应变；扯到的问题不无选择，借题发挥。总之，在经纬网里的，都在为文本服务，没有废话，那些看似闲谈漫话，却也离题有道，举重若轻。我的目的，不过要通过历史来写性，特别是各个时段的人来反映其时社会性观念的有别于不同时段的特点，告诉身处在现代，而无论大头还是小头，脑袋还是屌，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都跟不上时代发展的人，性是一件何处无之、何时无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照我的打算，我是不会给文本来大面积的议论的。因此，在我的定论下，占主体的，往往是论证的过程，即现象的组织与铺叔，而非结果。
为了论证的方便以及限于笔者知识的缺陷，在论证时，往往会借一些无须再证明的公论。虽然不大严谨，但在我意识清醒处、坚定处，却要好好地审视一下公论，力求严谨。
笛卡尔名言“我思故我在”（I think，therefore I am）往往被误会与附会为唯心的“意识决定物质”论，这是错的，因为它的本意是“我在思考时唯一确定的存在是我自己”，因此他要抛弃一切先见，从“我存在”（I am）这个不容置疑的命题，推演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既不唯物也不唯心。但笛卡尔“普遍怀疑”，怀疑一切公论，这也是错的，因为人不可能同时怀疑一切事物，一如人不可以同时知道一切事物一样。
我有不可知论的精神气质，对存在有着不可靠的怀疑；但也有可知论者的理论品格，现象还是能解释存在的。
内容概要
我看外国人写的性史，讲的都是欧美国家的，没有中国。中国在性研究领域的著作不多；有，也多是搬用西方理论谈性、谈性生活。总之，研究并且写出中国性史的不多。这导致笔者在写性史的时候，乏参照可言。中国性史不是那么好写，尽管如此，我的大方向讲的还是中国，其中不妨夹杂外国的例子，以为佐证。
历史也是个非常大的题目。因此，在写的时候，是志在大方面着手，无意在小地方不放手。小地方的事，太细腻、太繁琐、太复杂，非笔者能力所及，也非我所愿。笔者能力所及，自是从文史出发，兼采各说，以益己说。但如果有能以小见大者，当然也是要谈的。
最后申明一句：笔者不愿在此趟是非的河水，不愿无知地做涉性的价值判断，因为人的性观念实在没有谁比较高超谁比较低下，都不过现实的产物耳。如果实在要分别谁好谁坏，一如证伪理论，我们只能确认哪种性观念是不好的，而不能证明哪种性观念是正确的。就算如此，我也不愿有意识地作此判断。
以下是内容概要：
按照社会性观念的特点，我把人类有史以来有留下痕迹的历史划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史前时期的性崇拜，夏朝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开放与保守，以及新中国一直到现在的“无性”与“有性”。
性崇拜
在史前社会未成、国家未建时，中国同世界各族一样普遍地崇拜性，这种崇拜，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性崇拜”。这种崇拜延续了很久，就是现在，我们的举手投足仍有它的影子。虽然为时久远，我们未必能知道这种崇拜的由来，（比如是因为其时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由生殖的崇拜转为性的崇拜，还是因为时人智力未开，在心理上，由对性产生的快感，或者是对性的神秘感而油然生出崇拜之情）但都无法否定性崇拜的事实。
开放与保守
社会初成、国家既建之时（我在下面是以夏朝为界，作为与史前区分），毕竟去远古不远，性崇拜的遗风仍是非常明显。体现在人们身上，就是性观念的开放以及社会风气的开放，当然，这些都是以现在的眼光来说的。这种开放，也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无定论，但肯定存在），比之古希腊，毫不逊色。这或许也是世界文化“共性”的地方。
但到了后来，就是政治权力集权越来越强盛以及附着在政治上的道德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时候，性的开放程度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内中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人们的隐私心越来越强等。但总之，这时候人们的性观念开始变得保守起来，对性的羞耻感变得愈发强烈，这种影响，到现在还存在着，不能说没有传统的影响。虽然如此，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中国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类似西方的禁欲时代，礼教虽然吃人也尚没有那么酷烈。但这既不否认极端的礼教之徒的存在，也不否认在礼教的性压抑下，产生了许多礼教的受害者这一事实。只是说，大体上，此时的中国人，就像后来的中国人，在性观念这一方面，也不无变通之处，不是绝对极端的。
“无性”与“有性”
对性的羞耻，在新中国建国的头30几年变相地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整个社会把性忽视了，性就仿佛被蒸发了，整个社会呈现出只有政治没有“个性”的状态。这一方面又来自传统因素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其时左倾思想的领导。
改革开放后，作为对过去在思想观念的一种拨乱反正，性慢慢开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以后的30几年，与过去的社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性在社会可以被关注了。社会不忽视性，个人也在关注性了。而且，从这个政治经济都改革的时期起，社会性问题也相应不可避免地出现。
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性的态度一直以来是严肃。这种严肃是偏向消极的。也就是说，一提及性这个东西，在意识形态里，通常联系起来的，都是偏负面的事情。所以，在思想左倾、政治挂帅的时代，这种消极的态度就会带来整个社会对性的忽视；在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时代，渐渐的，这种严肃的态度就不会回避一些不可避免的社会性问题。但无论如何，在这种态度里，性一般不会被公开地放在一个有相当重要性的地位。
因为是以整个大的社会现象的特点作为划分标准，所以咋看过去划分的标准不一样。
严格地说，史前性崇拜时，还不存在社会与国家，这与后来的不同。但性崇拜实在不能说是史前独有。其实，性崇拜作为一种深刻的崇拜都现在还存在着，这又是一直以来都相同的。又比如社会性观念的保守与羞耻，到现在也还是相当存在的。
所以，如果用统一标准历来比较的话，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就算这种可比性有存在，却又是细之又细、详之又详。所以我才说本“研究”志在大处着手，不在小处不放手也。
小结
笔者写作时面临了取舍方面的问题，取来舍去，变成了这篇不大规范或许取舍不当的“研究”。同时，我深知自己在年龄经历知识上的局限以及现实的考虑，尚无资格对某些问题指指点点，也就付诸阙如。有诸多不完善处，自在情理。但其中所流露的文采与较扎实的文风，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注释
①这是弗洛伊德著名的人格发展论，或叫做性心理期发展理论。该理论包括前面的五个阶段，即是从出生到成年的这五个阶段（口唇期、肛门期、前生殖器期、潜伏期、后生殖器期），他的依据正是能满足性欲的快感区，这些快感区遍布在人身体，随年龄发展，其主流有所不同，因以名焉。至于成年以后，自然该给他添一个“性生活”。在马林诺夫斯基所著的《两性社会学》，作者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将孩子的发育分为四期（婴儿期，幼儿期，成童期，青春期）”（见《译者序》），可参看。
②《荀子 性恶》：“凡性者，天就之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仪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这说明“性”是本能，而文明是“伪”（从人从为，人为之也谓之伪），性与伪一开始就两相冲突，因此他以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圣人的作用，就在“化性而起伪，为其而生礼仪，礼义生而制法度”。又，《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虽然荀子论性的前提不乏胡说，但他说的“性与伪”其实与“本能与文明”不谋而合。
③安格斯·麦克拉伦《二十世纪性史 导言》：“…….但认为现代化以某种方式‘解放’了性已被证明是一种顽固的观念…….旧的约束形式虽然无疑已被取代，但新的压制方式也随之出现。因此，本书并非一部‘进步’史。”作者可谓知性者矣！
④日常习惯用法说的本质与这里说的本质不同。我并不反对因为习惯、方便说的什么本质，可存心说什么就是本质，要么是太无知了、要么是别有用心。玻尔有并协原理，无独有偶，海森堡也有个“测不准原理”，说人类的认识与客观实在有实质上的差别，不能测准。博学如马克思，也不得不对恩格斯亲口承认“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自知之明，不言而喻。
一、史前:性崇拜
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天辟地地砍去三皇五帝不谈，直接从春秋百家开始，后来形成风气，没人讲三皇五帝了。但我愿意粗略地谈谈史前史略，从中展现我的历史观，顺便为整篇的历史叙述奠定一个基调。
所谓史前，这里一般到夏朝为止。
**<一>史前史略**
远古时期的人类生活已不可考，从地下挖出来的只鳞片爪显然不够重现当时的光景，这段遥远、空白的历史，便只好以猜想与想象的方式，从目前所谓科学的角度添补上去。
现在能为这些猜想与想象提供材料的，无非考古、科考与参考这三大途经:考古地下的东西，科考原始的部落，参考古代的文献。尽管我们有很大理由相信我们做出来的科学的猜想与想象，但没人能为它打保票，因为就算科学，还未能探尽一系列离奇然而线索颇多的谜团，诸如一万年前第八大陆母大陆、亚特兰蒂斯之类超文明的现象的存在问题，更何况历史遗迹一大堆反而常常会成为解释某种史实的障碍。
——时间有时候能说明很多东西，但同时，时间也会洗去很多东西以至后来无法还原。这并非是特指史前文明而言。其实，就算是在人类懂得建立一套完善的存档机制的时候，世殊事异，时间与空间尽发生变化，我们又何尝能在真假莫辩、有所损益的历史中还原真相呢？历史只是时间的纪录片，在这短短的纪录片里面，你能找到历史的闪光，永远无法使之重现。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写的历史与真的历史绝不一样，因为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客观，而主客观不可能完全统一。——
科学在时间面前或许终将是无力的、苍白的，至少对于科学已经无法挽回的过去来说。因此，我们只剩下科学的猜想与想象，算是科学对时间的敬礼：
我们在论述历史的时候，为了方便与某种目的，喜欢给历史分段、划线，比如地球的历史可分为冥古宙、太古宙、元古宙、显生宙，显生宙里又分为几个“代”，每个“代”里面又分为几个“纪”，每个“纪”里面又分几个“世”。但历史的段落与界线往往不明晰，因为历史是连续的，这种划分是固定的，分得越大只能越粗糙、越不准确。它们的依据，不过是现有的考古与地质科考的成就，并借助科学的分析，如果上天有知，地下不幸又被挖出一些证据足以刷新这些成就的，那么历史就又该被改写了。
科学家把地球有生命的历史粗略地分为震旦纪、寒武纪一直到朱罗纪、白垩纪、第三纪、第四纪，但这些纪的时间范围也只能说个大概，我们现有的考古与地质科考的成就只能支撑到此，再细说之，就要干瞪眼了。至于考古与地质科考尚不能支撑的地方，只能猜想想象甚至争论争议了。比如最早出现猿类化石的距今800万年前，但距今400万到800万的这400万年，人类历史一片空白，直到300多万年前，才有人类化石再次出现。针对那400万年的空白，科学家除了干瞪眼，只能提出海猿说，即人类在那400万年一直生存在海里，证据有：在古代猿人生活的地方，发现史前贝冢（生活在深海里的贝壳动物）；现代人类的一系列生理特征与所有陆生哺乳动物不同，而与水兽相似①。
人类的历史真是太靠不住了。我们在论述人类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人类这段历史时，主流的意见是人类分别经过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其依据很清楚，是生产工具。但这也不完全靠得住。不说因地理差异，而导致人类进化程度的不同、石器时代所历经的时间不同，单说石器时代的有无就不一定——很多地区并不能发现使用石器的遗迹，有些地区压根没有石器可以使用！像生活在极地高寒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尚未被文明入侵时，用的一直是木器，也没有条件使用石器，而这恰恰不只是特例。
我们撇去这些不必要的纷争，讲些可靠的话，那么性崇拜，正是很可靠的史实。
**<二>性崇拜**
从神话故事来看，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与女娲两兄妹，乱伦；日本的始祖伊邪那奇与伊邪那美两兄妹，乱伦②；西方的始祖亚当Adam夏娃Eve，乱伦；希腊神话的大地女神该亚Gaea与儿子乌拉诺斯Uranus，乱伦；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带寓言意义的小说《百年孤独》里，到处都是乱伦；许多民族的神话里皆有类似“大洪水”的记载，仅存的“诺亚方舟”渡尽劫波一家在，不乱伦行吗？
从远古的遗迹以及现存的原始部落来看，云南大理州剑川县剑川石窟第八窟有个一米多高的女阴石雕，内蒙古阴山的乌斯台沟和桌子山岩画中有不少男女生殖器的图形，西藏地区有夸张化的女性双乳及女阴，福建漳州以南100多里东山岛有个巨大的女阴石，台湾中部少数民族排湾族有个荦荦大端的男根石柱“屌神”，世界有很多落后民族仍保留着以性交为象征的舞蹈与仪式（例子主要参见刘达临《中国性史图鉴》）
这些说明，我们的老祖宗有很明显的性崇拜。
刘达临《中国性史图鉴》第二章《古代性崇拜》分性崇拜具体为“生殖器崇拜、性交崇拜和生殖崇拜”，很有见地。他在书中举了很丰富很详尽的例子分别说明这三种性崇拜，可以参看，这里聊举几例，例子的时间限度不泥于史前，也不限于书中所举：
一、生殖器崇拜：有男根崇拜与女阴崇拜。男根象征物主要象征睾丸、精液、整个男根，比如：鸟（鸟头像茎头、鸟蛋像睾丸、蛋白像精液、玄鸟的冲刺力与茎头冲刺力相当）、蛇、葫芦、祖（石祖木祖玉祖陶祖）、笏。女阴象征物：孔状物（陶环、石环）、玉璧、鱼（双鱼，像阴唇，有希望和鱼一样能生！）、贝壳图形（贝纹。早期人类选择以贝为一般等价物，与性崇拜不无关系。）、花（佛经：“金刚部入莲华部，乃大乐事”，强有力的性交叫“直搞花心”，嫖处女妓叫“开苞”。有一笑话：寡妇结婚，人送一联“花径昔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蓬门即女阴也，此对联即黄段子也。）古代有某女双手环抱并用脚夹住一高大的柱子，或斥其不雅，她却指着“小鸡鸡”说：“帝王将相，皆从此出！”
二、性交崇拜。贺兰山岩画“交媾图”。内蒙古桌子山苦菜沟一蛙形女子下身被一阳具所插入。新疆呼图壁县城西南约75公里的天山山脉呼图壁岩画有许多反映性交的岩画。云南少数民族奕车人成年男子在节日以木制阳具挂在腰间跳舞狂欢作性交状。
三、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物有蛙（可以参见莫言小说《蛙》第四部第二节第二十三段中对蛙的描写）、蟾、石榴、鱼，象征意义是多子。民间各地求子的风俗。民间“麒麟送子”“观音送子”的传说。古代洞房里放置一盆枣子，寓意“早生贵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状类孕妇的陶俑。
性崇拜的例子是极为广见的，——不仅不限于史前，也不限于中国——早已深刻到我们后来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艺术建筑之中去了，这里再举几例：
一、风俗习惯。上次网上传出来摸奶节，后来经过有关部门证实，是“谣传”，“完全是被一些文人扭曲的”，至少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现在早已不存在了。但我们可以确信摸奶节应确有其事，现在没有了，也应是真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曾致力消除小数民族“放寮”的习俗（说的好听是母系氏族社会遗风，说的难听是乱乱），可至今仍有残存者。风俗习惯总是有意识无意识表现出明明暗暗的性崇拜，这不奇怪。笔者去年当小舅子，见家人用一铁制水壶装猪肠子，猪肠子延伸到壶嘴，壶嘴两边连着一对线穿过的龙眼，赫然是男性生殖器的样子，问家人，果然是用来招男的！另外又有一袋花，家人也不知所指，但从其风俗耳。然花象征女阴，应是表示生女。
二、语言文字。各国“国骂”都涉嫌“性侵犯”（可见冯友兰《“国骂”》《再论“国骂”》）。“且”“圭”在甲骨文中长得像男根，就是简体字，也能意会出来。“祖”“祝”的左边是“示”字，一说表示礼拜，那就是对男根的礼拜，现在拜祖宗的墓碑木牌就是这种意象；一说是女阴的意思；一说是倒挂的男根，仿佛王小波的名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妣”（牝）、“也”的古籀文像大小阴唇阴蒂。赵世民《性，痛楚并快乐，唐医生性心理诊所》一书给出“家”“淫”两字的新解。家的底下为什么是猪，不是其他畜生？因为猪多子。淫字可以拆成水、抓（即爪）、人土（壬），人土就是人阴（天为阳地为阴）、就是生殖器，整个字的意思是用手抓生殖器使之流水、湿润。（男的射精，女的充分高潮流出张竞生发明的“第三种水”或“巴多林液”）。这又仿佛“寺”字。中国古代的大寺人指太监，因为寺字从土从寸，土表示生殖器，寸表示手拿着刀割，那么寺就是割生殖器的意思。当然，大寺人的寺是被动语态。
三、艺术建筑。塔尖、石柱，凡是尖的，凹都很难说没有生殖器的隐义③。上次网传交合的佛像，被斥为不雅，其实这倒是很雅的事！李敖写过不少这类的文章，如《欢喜佛》，以及刘达临《中国性史图鉴》第八章《宗教和性》里的《密教和欢喜佛》，都足资参证。一些特意夸张生殖器、乳房的陶俑、石雕、木刻。王青煜《护身符》一书附录的一百多张契丹人的护身符图片绝大多数有这种夸张。
**<三>为什么性崇拜**
性崇拜与做爱不可分割，人一定要做爱，然后才有性崇拜，这是无疑的。
人类与“畜生”不同，畜生有固定的发情期，在发情期的时候，他们的生殖器会发生红肿、变粗之类的变化，就是非去做爱不能“消炎解痒”；人类脑袋高度发达，没有固定的发情期，可“选择性”地进行。但人也是畜生，人也有怀春的高发期，也有类似畜生的生理变化。可见，倒退回百万年前的“人这畜生”，也不会有很大不同，很可能就像现在的畜生这样。从这个角度看，做爱真是为了满足心理的快感。
照刘达临性崇拜的划分法，那么，在原始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时候，为了生存，就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产生，非生殖莫属，说得通俗点，就是为了活下去，就得做爱。从认识生殖器的差异，做爱产生新的劳动力，到把生殖与产生新的劳动力联系起来，老祖宗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以生殖器崇拜、性交崇拜、生殖崇拜为特征的性崇拜。从这个角度看，做爱真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当然，生产力与人的心理机制不能分开来谈，也就是说：为了生存，人必须通过性爱来增加劳动力与繁衍，同时，性爱又是一件如古人所说的“彼何凹，我何凸？以凸试凹，甚感美快”的事情，刺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同样，如果没有快感去催促人做爱，似乎生产力发展水平再高，也存在老处男老处女；似乎生产力水平再高，都与禽兽的做爱没任何关系！
性真是神秘的东西，我们只能认定性是本能冲动、是创造源泉、能产生快感、能使人快乐，此外，一无所知。或许这种神秘，就是性崇拜的根本原因，也是史前的人类崇拜祖宗英雄、崇拜风雨雷电、崇拜飞禽走兽等等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神秘的驱使下，在神话传说里，虽然人类的始祖无不乱伦，但到了后来的圣人、圣女这些家伙，统统又不是被生出来的，就算是被生出来，通常还都有些异于常人的“吉瑞”！性崇拜到了这个地步，可谓超凡入圣、神乎其神的了！
——别以为生产力、科学发展至今，性就不神秘了。别以为人越聪明，就越不崇拜性了李敖算是性研究领域的专家，他在微博里有公开的性崇拜文字：
四十年前，在厕所里，刘家昌一边小便，一边低头念念有词。他说：「鸡巴呀！老子一切辛苦，他妈的都是为了你！」我听了大笑。我说：「鸡巴其实是一条大丈夫。能屈能伸、能软能硬、能软硬兼施、能软中带硬。我生平最崇拜的，就是我这条大鸡巴。虽然给自己惹来许多苦恼，但都值得啊！」
但或许台湾中部排湾族“屌神”的铭文才正是性崇拜最朴素真实的心理写实，可是，此外，我们仍一无所知：
维尔屌神，人类之英。性本温顺，见色乃挺。风流人物，祸害之根。传宗接代，无我不灵。男女不孕，请找此君。宜乎永享俎豆，垂万世以长荣。
注释
①比如人类泪腺分泌泪液排出盐分，人类皮肤裸露，人类有厚厚的皮下脂肪，人类胎儿的胎毛位置等生理现象，与水兽接近，而与陆生哺乳动物都不一样。水兽，指的是水生哺乳动物。但奇怪的是，人类第8周的胚胎与龟的第6周、狗的第6周、鸡的第5天，有极大相似性。因此靠生理特征来解释某些问题，是靠不住的。至于远古贝冢，也不大靠得住。以上的论述获益于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猜想系列”书籍极大,特别是《回忆远古》《生命演绎》《人类演进》这三本书。这里所举的例子，几乎都来自它们。
②根据郝雍写的《你早该这么读日本》第一章《神话时代》：两兄妹拿着纵天神赐的“天之琼矛”去搅“乳海”。作者说：“‘天之琼矛’就象征着男性的生殖器，而被插入搅拌的乳海则代表了女性的生殖器，整个过程可以看做日本古人对生殖的一种隐晦的描述。”
③《中国性史图鉴》书中引用美国历史学家魏勒《性崇拜》的一段话：“我们的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塔和尖顶，全都有意识无意识地保留了原始的男性的生殖器石柱的直立形式……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没有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石柱或塔。”刘达临在《世界性文化图考》前面的附图下的文字就有这么段话：“教堂的塔尖都是男根的象征；橄榄形的窗和门都是女阴的象征，即‘生命之门’。”《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一书说的“根”与“门”似乎都是指生殖器，象征生命的产生，生生不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解梦的时候认为，做梦时，梦到的凸的东西，几乎都与男根有关；凹的东西，都与女阴有关。又如我“绪论”所说，我们每天接受自己生殖器的广告，不印象深刻才怪。可见生殖器崇拜由来已久，于今不灭，简直可以说是已经深入人类的骨髓、化为基因流传、存在于人脑中的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了！
二、中国古代:社会性观念的开放与保守
这里说的中国古代，大体上是指中国夏朝以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历史。
夏朝是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初创时期，以他为头，是对史前时期的区分。从夏朝到新中国之间的4000多年，对现在人来说，似乎都很古代。而且，在我看来，近代的中国，就性观念来说，在大体现象上似乎与稍古的封建时代并无很大的差别，因此连近代的中国也一并算进去了。也就是说，这里的划分法绝不依社会制度的更替来定，虽然我也并不否认社会制度的更替对人们认识观念造成的巨大冲击，但我们也知道，社会制度就算更替了，人们的认识观念在其更替初期很大程度上还是照旧，持续时间各异，毕竟人们是从“旧社会”走出，身体可以留在“新社会”脑袋停留“旧社会”。这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好比说：鸦片战争后到民国的成立再到新中国的成立，这中间，中国虽然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但这种变局对老大中国的冲击毕竟有限，很大程度上，真的只是招牌换了，内容照旧（鲁迅）。比如，鸦片战争二十年后，中国人才开始洋务运动，中国上层的人尚且如此保守，下层为数最多的小农民，可想而知（蒋廷黻《中国现代史》）；就算是民国成立、新文化运动，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开始被提倡、涉性文学能公开发表，女人开始进学堂进工厂以至操手国家社会事务，由于国内政局的极不稳定，这些也并未在短时间、在整体上形成大风气，不无一些时人绝望地以为民国有名无实。总之，这些“小苗头”作为因，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出了果，虽然这个果又因种种原因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改头换面，但遥因已种，在时机成熟后，此果毕竟还要长出来，拦也拦不住，这就是近几年呈现的趋势了。
不过，这种划分当然也不够严谨，毕竟社会观念这回事难以分界。这也许是我知识的缺陷，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叙述的简洁，能够有所偷懒，但目前也只能这么写。无论如何，我是从大方面来说的，如果要不厌其烦地详之又详，那么其实本“研究”探讨的每个议题几乎都可以出专书来讨论，这显然又是不必要的。
在这段时间，中国古代的性观念主要呈现两种形式，先是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时期，后是性观念比较保守的时期。
**<一>、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时期**
我们知道，史前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有过很深刻的性崇拜，以至这种崇拜到现在还不能完全在人们身上磨灭。那么，作为性崇拜的遗风，在去史前尚不悠远的夏朝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心还是非常“单纯”的，因此很自然地就不把性当作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劳什子，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与行为上，就是性观念的开放、社会的风气的开放，虽然这种“开放”，又与现在严格意义的开放不一样——因为他们不过是无意识、最正常不过的表现而已。
古人的这种“真性情”可能令现代人自叹弗如，这种心理，仿佛心思不好的人羡慕皇帝有机会“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但其实从整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钱钟书“偶尔翻看《伊索寓言》引起”了一些“感想”，正好可以为此做个注脚：
“把整个历史来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先前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慢慢地到了现代。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时代愈在后，他积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我们祖父的老辈，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样，我们的信而好古的态度，便发生了新意义。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进步。”
在此话之前，陈衡哲在她的《西洋史》的导读也说了一句相似的话：
“成人的行为，决计不能与小儿一样；我们不曾因为成人不吸乳，便讥笑小儿的吸乳。历史也是如此……这便是研究历史的正当态度。”
把古代比作全人类历史的“小孩子”，是耐人寻味的；但说现代人是“成人”或者是“老头子”就显然高估了，——我们应该承认，现代还是不够成熟的时期，因为在成熟的时期，每个人都是十分独立的个体，互不侵犯，不需要至少不需要严密的道德以及政治体系来维系社会秩序与人伦秩序，能做到从其所欲却不逾矩——换句话说，现代应是不成熟的“青年时期”。年轻人受了教育，表面上不敢在性这块雷区指指点点，虽然私底下以说性相尚，一涉敏感词，就要转入性的话题。又是因为所受教育的原因，他们对性的了解，也实在堪忧，所以他们是不成熟的。
《世说新语》载有“太上忘情，太下不及情，情之所在，正在吾辈耳！”的话，其实，“太上”没有现代的性困扰，“太下”不存在现代的性困扰，现代的性困扰，正在吾辈耳！
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当时的人，倒是“小孩子”了。小孩子不懂事，处处流露出真性情，反而最是常态。正像诗人和哲学家说的，真理在小孩子那里。
这只是理论，但事实似乎并不违背这个理论：
a、《易经》与性及其影响——周朝以前
性崇拜无疑是世界的。在寒川子主编的“世界古典性学五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生尤物》——古希腊；《爱的艺术》——古罗马；《爱经》——古印度；《情海泛舟》——古印度；《香园》——古阿拉伯。在这五本经典名著里，有讨论妓女的、同性恋的、物恋、男人如何讨女人欢心的、如何做爱的、怎样才是有益的做爱的、女人的敏感部位的……就此，我们可以相信，每个民族在早先的时候都必然地留下性崇拜的文字产物。所以，性崇拜当然也是民族的：
《易经》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成书较早，从种种传说来看，至少是周朝就已成书了（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在孔子的时候,语见《孔子》一书），后来散佚了一部分，主要剩下《周易》一书。众所周知，它在中国国学一块，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就是这部带有神秘色彩的奇书，却以充满神秘色彩的性为经纬，阐述万物人事的道理。刘达临《中国性史图鉴 宗教与性》的“八卦中的奥秘”中说：“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文化，系统地体现了生殖文化，并把生殖文化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易经》在阐述阴阳变化的哲学观念时，使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术语很多，深刻地反映出生殖文化的内容。”盖得之矣。那么，对《易经》的“生殖文化”有个把握，无疑能促进对中国人性观念的理解：
在《易经》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当时的古人对生育的重视，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经 序卦传》） 天地姻愠，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传》）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乾》） 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始终也。（《归妹》。归妹，即嫁女。） 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 天地交，泰。（《泰》） 天地不交，否。（《否》。后来的“否极泰来”的“否”“泰”即源于此，所以否是坏事，泰是好事。标准是交不交！）
生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环，最好的例子就是把生不生孩子同孝不孝顺挂钩，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也。生育在《易经》中占有如此大的地位，说它代表“生殖文化”，不亦宜乎？但在《易经》里提到的生育，并不像后来那样子避讳性，好比说它用“云行雨施”“感”“交”“构精”来形容性交的状态。而且性交（或说生育）排名十分靠前，地位十分之高，与“万物”不分轩轾，算得上“天地之大义”，所以“礼仪”又算什么东西！
生育与性是分不开的。以生育为起点，然后就很自然地以性为支点。《易经》在《系辞传》里就明明白白地写道：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就是六根上下排列的阳爻，坤是六根上下排列的阴爻，明明白白就是男女生殖器（阳物阴物）的象征物！至于余下的六十四中卦，不过是阳爻与阴爻的排列组合，等于在隐晦地借性说事。1923年，钱玄同就说：“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1927年周予同、1928年郭沫若、1958年李敖（见李敖《中国性研究》第一篇）都发表同样的见解。其中，郭沫若说：“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古人的数字观念，以三为最多，三为最神秘，由一阴一阳的一画错综而成三，刚好可以得出八种不同形式。”（若每卦含六爻，则排列组合可得六十四中不同形式）这句话可以从《老子 第四十二章》也可以得到理论依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怎么生万物？原来这个“三”表示阳爻与阴爻的组合，即阳物与阴物的媾和，是以“三生万物”也！所以按照现在的笑话，一加一真的就是三了！
从对生育的推崇到以性说事，类似从生殖崇拜转为性崇拜，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
从《易经》中，我们也找得到这种以性说事的证据。《易经》中除阴阳两字外，出镜率高的，还有刚柔两字。顾名思义，刚柔分属阳阴，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物。我们看到“刚柔始交而难生”（《屯》）的时候可联想到这是借做爱时的阵痛说明好事产生于危机中的道理；还有《随》的“刚来而下柔”、《蛊》的“刚上而柔下”，不是明明白白在以性交姿势说事吗？在第六十一卦《咸》，则更加明白地描写了性交的前戏：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悦），男下女（注意“下”），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娶女很吉利。）” “咸其拇（碰她脚趾）、咸其腓（碰她小腿）、咸其股（大腿）、咸其脢（背）、咸其辅颊舌（亲她嘴巴、脸、舌头）”。
以性说事的还有：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坤》。意思是：阴虽然美好，虽然一直有极大作用，但不居功，什么妻道臣道还不就是这样！）
可见以性说事，倒是非常中国传统文化的！或者说所谓的“生殖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易经》绝不是书成于一人，而是集周朝以前的时代智慧的，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易经》的这种生殖文化，很容易让人想起殷商女巫，而殷商女巫通常与圣妓联系在一起，就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性崇拜①。两者互相参考，我们对《易经》代表以性为经纬的神秘色彩，便能稍解一二。
众所周知，这种生殖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化与观念，所以，后来中国人的性观念中，都存在有相当的开放，与此不无关系。此外，由《易经》还产生了阴阳学，由阴阳学说还产生了古代的房中术理论，等于是古人的性教育读本，由此可见其对中国人性观念造成的深刻影响。此外，到现在还存在着的中国民间的迷信与中医，不能不说没有这个影响。
这种影响也表现在历代那些搜奇记逸的小说、笔记。例如《搜神记》的一些奇异故事每有人变成禽兽、禽兽变成人的故事时就说成是政变的预兆，并以《易经》为理论依据。这种影响的集大成者，自非《聊斋志异》莫属。
除此之外，孔子对《易经》也评价极高，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过矣。”《史记》还记载孔子韦编三绝，就是学易勤而忘倦的结果。到了董仲舒倡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阴阳学说就被融入儒学之中。所以儒学中，就带有阴阳学说的色彩；而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也带有阴阳学说的色彩。
而且，这种影响也早已“走出去”，有被别人发扬光大的迹象，例如一二十年前日本作家梦枕貘就以几卷《阴阳师》出名②。
要而言之，从性崇拜以致以性说事发展到自成体系的阴阳学说，性崇拜的痕迹已开始渐渐被隐匿起来，但它的实质，实在就是性崇拜，代表了开放的性观念。
b、尚书到诗经——春秋以前
《封神演义》里面借描写肉林酒池（肉包括人肉）来表现桀纣的无道与淫乱。其实，这种“淫乱”，或是其时的社会风气，也未可知。
《尚书 伊训》有记载“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为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就是同性恋，中国古代一直以来对此甚为宽容），时谓乱风”的话，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在性观念方面，还是蛮开放甚至是“淫乱”的。当然，这段话也不可信。因为《尚书》本来就被指为伪书，那段话更是被说成胡编乱造。总之，就是时间悠远，没人说得清楚。然而，比照古希腊《天生尤物》一书对当时同样“淫乱”的社会风气的描写（同样是妓院甚多，随便约炮，同性关系不禁），我认为那段话就算是被编造出来的，也应该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
但就算是作伪，其时不过汉代，去“成汤既殁，太甲元年”还只有一千多年（此时的社会进步没有现在这么快，一千年不算很长），有其可信度。退一万步说，就算那“淫乱”的社会风气不是夏朝的，也应该是汉代的早期的反映（伪书书成的时期）。而且，我们从战国时期齐宣王与孟子的对话就可以看出：除了齐宣王好货好色，周朝同样有“公刘好货”“太王好色”，证据记载在《诗经 大雅 棉》，而孟子只说没事，只要能与民同好就行（《孟子 梁惠王下》）。
《诗经》确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证据。《诗经》是一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间的成百上千首诗歌，据说被孔子大笔一挥，删去了几百篇，剩下现存的三百零五篇。这些诗歌，有民间的做的，风是也；有官方做的，雅颂是也。（像邓振铎就不同意如此划分，见《中国文学史（上册）》，但他有吹毛求疵之嫌）笔者对《诗经》没有深入的研究，不好说什么，不能像孟子从大雅中就看出官方人士好色好货，但我们看民间的诗歌，风，却发现所谓的“淫风乱风”是渊源有自的。又因为《诗经》如《易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占有重要一块，所以有必要加以“赘述”了，借此看看当时的社会风气。
爱情是这些民歌的一个很大的主题，而爱情与性是分不开的，仿佛福柯所谓的性与政治的关系，是硬币的两面。从这些爱情的诗歌来看，时人的性观念，尚是开放的，是很自然的感情。这种开放，就是说，还没有因为道德说教之类而被扼杀、变得保守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君子为了“窈窕淑女”“所谓伊人”而睡不着、整夜意淫；可以看见淑女“既见君子”时高兴得像百花怒放、“未（不）见君子”时悲伤地萎成明日黄花或者人比黄花瘦；可以看见痴男怨女如何想“永以为好”、“执手偕老”，如何在露水中、泥尘上等待另一半时呼喊“式微！式微！胡不归”，如何赌咒地说“不我以，其后也悔”，如何抱怨地说“女也不爽”君子却“二三其德”，如何物非人也非地感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当然，这些都是较为消极的爱情，但这种消极，自然而发的、再正常不过的情感。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见偏积极的男欢女爱，比如有骂臭小子的，有调情的，也有幽会的，殊于礼教有悖，可见当时的社会还很好，就是道德家说的人心很古了。试举几例：
一、骂臭小子的。《邓风 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意译：臭小子！不和我说话，害我吃不下饭！臭小子！不和我一起吃饭，害我不得安宁！）《邓风 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意译：你要爱我，就渡过河来啊，哼，你要不喜欢我，难道老娘就没人爱？你这臭小子！）（有意思的是，“狂童之狂也且”被李敖等人断为“狂童之狂也，且”，且字他翻译为“鸡巴”，是为骂人时候的脏话，不是简单的句末语气助词。这种断句也有人接受；但也有人把且翻译成“去你的”的意思。还有人认为狡童狂童指同性性友，中国人向来对此看得很开。）
二、调情的。《召南 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来自百度百科的意译：野地死了香獐子，白茅包裹才得体。少女怀春心不已，美男善诱情意起。林中朴樕无人理，野地死鹿还施礼。白茅包裹埋地里，少女如玉属意你。缓脱裙衣是何企，别碰腰带对不起。莫使狗儿叫不已，少女今生跟定你。）
三、幽会的。《邶风 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大意：静美的女孩约我在城墙角约会，却躲起来看不见，害得我挠头不已，徘徊不定。她送我一支彤管，又送我野外初生的茅草，里面爱意洋溢。）《邓风 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大意：仲子啊仲子，不要爬墙过来啊，闲话会很多的，人言可畏啊。）
孔子评价《诗经》“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是当时性观念开放的一个注脚。
c、诗经以后——春秋之后
《诗经》以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以及史料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性观念的开放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下面这些例子，都有一定代表性，他们可以发映出当时性观念的开放，或者至少对性不抵触、不羞耻，与后来有明显差别：
一、《老子》一书存在诸如“元牝”“玄牝”“谷神”“门”“根”之类的用语，存在用婴孩还不懂什么是性交但小鸡鸡就会自然勃起的现象讲道理（“未知牝杜之合而脧作，精之至矣”），存在“其中有精，其精甚真”“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话，等等，其实与《易经》相仿，是带有“阴阳文化”的色彩的。
二、就算是以孔子为代表的道德派，也从来不把性污蔑成污秽不堪之物，何况孔子传说就是野合的产物呢（此说有孔庆东的辩驳，见其自述家谱的文章）。照儒家的理解，性只是君子所不能沉溺的东西而已。此外，他们同样把生育、人伦当作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像孔子，也会赞赏诗经的男女关系的单纯，也会说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色彩的话（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
三、《搜神记》的目录：玄超与神女结为夫妇、女子化男、三男共娶一妇、男子化女生子、男女服装之变、男子化为女子、男女屐、一身而男女同体、女子化男而不尽、任乔妻生连体女婴、女子有阴在腹或首、女化为蚕、黄氏之母化为鼋、男女亡后结合、卢充幽婚、大鼋化妇……不知道的人看见这些题目，还以为是现代的故事呢！再看看《世说新语》的目录：贤贤易色、王丞相作女伎、阮籍别嫂、阮醉邻家妇、王浑夫妇戏笑、石崇饮酒斩美人、石崇厕所列婢置香、王安丰夫妇卿卿、贾充女私通韩寿……更有专门辟出一章《贤媛第十九》专道这些奇女子的故事。可见到了南北朝时，我们对性还是开放的，至少不讳言的。（书见岳麓书社，钱振民点校）
四、《战国策 韩策》有秦国宣太后借自己性爱经历与外国使者讲道理；汉代就开始有最早的春宫图流传；刘备的老祖宗中山靖王刘胜设计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性工具，以后性工具层出不穷；曹操遗嘱有“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北魏律》：“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武则天的大臣劝她少“宠幸”汉子的时候，她居然还奖励他；唐代还可以公开谈论性技巧、性文学；《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宋代还可以公开举行女子裸体相扑（宋代这一点见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杂志，2003第一期）
d、小结
从上面的来看，早先的性观念的开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史实上，都符合实际情况。只是，光从这些材料，还是看不出从这种开放在什么时候渐趋保守。这在学术界目前也没有定论，有说到唐朝的，有说到宋朝的，各有各的理，莫衷一是。
但从我的现象说来看，这种开放的存在，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渐趋保守是唐是宋，我觉得这种争论是没有答案的。比如虽说《诗经》有很多开放的男欢女爱，但也存在一些道德观念的痕迹；类似《诗经》的《乐府诗三百首》也存在《孔雀东南飞》这类因父母插手而导致的爱情悲剧的诗。同样，虽然宋代有女子裸体相扑，但这可能只是“上层阶级”的“雅好”。唐代性观念的放开，可能要部分归功于其统治阶级系蛮野的“胡人”。又比如，柬埔寨有个著名的商品——处女。但这也不能代表柬埔寨性观念的开放。因为恰恰是这些处女，被亲人与社会所鄙视，无论她们的原意是如何得高尚。
本“研究”不具备参与这种争论的能力，故仅以现象与存在说话。
注释
①据朱焱《世界到底怎么了》一书《粉阵花丛戏英伦》中说：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女，人称“圣妓”。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庙奴和……宗教舞女，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些女尼和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对于“圣妓”，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的习惯，就是生在那里的每一位妇女必须在阿芙洛狄忒圣殿附近与不相识的男子交媾。”从这里可以看出古巴比伦人对性神圣而且开放的态度，都变成一种风俗了。殷商女巫，正与此相类。又如，印尼爪哇中部有著名的Gunung Kemukus性山，朝圣者要每35天上山去与7个女性性交，是为现存遗风。再扯几句——世界通例，圣妓在社会的观念里变得越来越贱，成为骂人的名词“妓女”。近代女权兴起，才改成中性的称呼“性工作者”。她们的地位的变化与政治不无关系。例如，又是世界通例，几乎与管仲同时，梭伦改革也允许娼妓业的发展（见《天生尤物》之《关于职业妓女》），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经济，不过前者是“计划”（官办）的，后者是“市场”的。李敖《且从青楼看青史》一文把中国古代娼妓业的发展归为三个阶段，很有见地：一、“公营企业”——以充国用。二、难乎为“妓”——以充文用。三、内外难分——以充家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多少也能见识到社会性观念的变化。
②在《阴阳师》第一部里可以看到《栀子女》：栀子女没有嘴巴，她是从《心经》里的一个字变出来的，这个字是“受想行识亦复女是”的“女”。古代“女”通“如”，但女字少了一个口，因此从女字变出来的栀子女就没有嘴巴。这种故事很扯淡，但它说明了：阴阳学说是个有体系的学说。
**<二>性观念比较保守的时期**
a、道德说教的“保守性”
这里有必要对道德说教略作探讨：
道德的产生源于群体，一个人是没有道德问题的。群体又是因为人类为了保护生理上的安全、减轻精神上的孤独而自然产生的。在人类群居之初，在对抗自然的时候，禁忌就产生了。禁忌就是指“不能做”的事，有此禁忌，无非更好生存。正因禁忌能指导人更好生存，崇拜之情，也容易由此生成。随着社会形成、国家形成，人类变得更加聪明，对抗自然，也更加有力量。这时，人们更加注意的是处理社会与国家内部的秩序，道德也应运而生。道德当然会受禁忌的影响，所以道德同样会教人这个“不能做”。但仅仅“不能做”是不够的，道德还会因实际情况而发出“应该这么做”的声音。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道德从来都是实际的反映，指导人应付着实际。实际情况越是复杂，道德的内容也越是复杂，因此，随着社会进步与国家机器的完备，道德也会形成严密的体系。众所周知，道德说教很大程度上与实际情况是背道而行。反过来说也可以，就是实际情况常常与道德说教对着干。也就是说，道德说教有相当的保守性，所以有时候把道德史或正着看或反着看，正反结合，简直也就是一部人性史。我们不得不有这样子的估计。
道德有其鲜明的传递特点。道德传递的特点在于它是靠先验式地灌输于人脑，根深蒂固于其中，使之“欲罢不能”，而此时的人脑是无法做出理性判断，只能被迫接受。所以，它的影响是终身的，没人能够幸免。实际情况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多样，它决不能定量地用结论来以一概全，所以社会性观念决不能凭一二实际情况就说一说二，只能从主流表面的道德说教来说教；但因为道德说教对人的终身影响，所以从实际情况却又能反映出道德说教。我们不得不有这样子的估计。
道德的传递会走样，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其道德尤其会走样，这受多种因素影响而成，不必赘述。我们不得不有这样子的估计。
道德为了传递，必须借助某种力量，而这种力量，相当地依附在政治权力上，因为意识形态一直以来为政治力量所把持，而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又与政治权力的专制力度、社会通讯信息技术成正比。所以，时间越是前进，历史越是发展，意识形态就越易为政治权力控制，效果就越是厉害。又因为政治权力的单位是人，人受道德观念的影响，所以道德也会间接地影响政治权力。我们不得不有这样子的估计。
这导致的后果是：道德的本意被架空，道德的条框却被留下。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著作，法国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说“各种制度是观念、情感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情感和习俗并不会因为法典被改写而一起被改写”，因此他认为“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他们并不是创造了某个时代，而是被这个时代所创造。”基于此，他认为群体也是一样，他们往往非常保守，不易改变，对一切新的东西都有抵触，但一旦接受了，他们又得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再改变。道德不也就是这样吗？我们不得不有这样子的估计。
道德产生于群体，作用于个人，又因有其严密的体系，不合理的、与实际脱节的地方，那么道德沦为群体的武器，用来迫压异类，造成的个人悲剧，也在所难免。这种例子，可见美国作家朱迪皮考特的《十九分钟》。故事中不合群的少年，从小生活在同学学校以及社会的道德软刀子欺负之下，以致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最后开枪杀人，造成命案与悲剧。因为道德的“保守性”与弱点，所以会造成了种种消极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有这样子的估计。
当然，我们不否认道德的合理性。可以说，道德本身的存在，就是合理而且必要的。试借用《两性社会学》书后附录的科尔弗顿批评作者马林诺夫斯基时说的话：“社会思想是需要文化迫力的。社会思想而无文化迫力，就会缺乏线索与统一，索然没有意义。”①
笔者虽然国学根底甚浅，只能根据以上的估计，以作弥补；下面是对主流文化性观念的探讨：
众所周知，自从科举制度开始，一直到其终结，甚至还要延绵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都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官方借以利用的主流思想。中国人的性观念，不得不与儒家的主张联系起来。
在《论语》一书中，我们可以看见“贤贤易色”“戒之在色”“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话；可以看见“子见南子”子路生气以为孔子做坏事时，孔子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可以看见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可以看见“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这些表明孔子远女色的态度，属于“予所否者”，大有欲成大事者必不能耽于女色的意味。又比如孟子主张“寡欲”，荀子倡行“节欲”。我们看后世的儒学者的说教作品，也不过如此。
但儒家也有很明显的生殖崇拜。儒家认为“食色性也”，认为“无后为大”、“天地之大德曰生”，认为敦伦是敦人之大伦、是行周公之礼等，就是最好的明证。
综上所述，儒家的性观念，一句话，应该这么概括：在承认“食色性也”的同时，也认为君子“无欲则刚”，要寡欲、节欲，但不是禁欲。
我们知道，儒家又以维护社会秩序、人伦秩序自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了维护这种秩序，他们继承了三纲五常（就是谁听谁的的学说，特别是女的听男的，下级听上级）的说教并有所发展，并在后来的历史，顺应了政治权力的需求。在这严格的秩序之下，男的可以对相对光明正大“说七说八”偷鸡摸狗，女的却不准说更不能做“有伤风化”的话或事。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也类似于此，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也。所以，这就导致连社会性观念都带有阶级性，而社会性观念又是由强的或上的阶级决定，加上传统观念中相当的开放或者非禁欲的性观念影响，这就导致我有这样子的估计：中国古代不可能出现类似中世纪西方宗教社会的禁欲时期；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观念主要取决于这些男同胞的理论，体现于所有人的行为表现。
但生殖崇拜而又以纲常说教来维护社会秩序、人伦秩序，照世界通例，就是有一种企图剥夺人的性欲望而使人只是一头母猪的倾向。特别是在其所依附的政治权力为了能够更好专制、实现集权而又没有其他法子的时候，这种倾向无往而不变相为畸形地压抑人性的礼教，成为精神上的桎梏。也就是说，虽不禁欲，也对性有相当的压抑。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取得其传统地位的至高无上性，再到科举制度的创立为这一地位提供巩固的契机，再到唐朝以后（总之不是唐朝）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及最后发展到明清之际的至高无上地位，他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与政治权力对他的利用就越来越不可思议了。这四个时期的发展阶段几乎就是随着专制权力的加强而加强。
所以，这种从生殖崇拜到变相地压抑人性在宋明理学中体现地尤为显著，也是政治权力为了能够更好专制、实现集权而又没有其他法子时的势所必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就是他们理论的最好明证。而且自从理学为官方所用以后，一大堆的节烈女子就相应大批量产生，可见人性之受打压，自此为最；“阶级压迫”（指男对女），自此为最。
但这极端的“灭人性”的宋明理学其实是不合儒学最基本的理论原理的，比如它不“中庸”。在这不中庸的有色眼镜下，连孔子所赞美的《诗经》，朱熹就直接骂成“郑卫之乐，皆为淫声。”孟子所不否认的“好色”都被指为“逐物”了——王阳明：“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也，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但宋明理学也不无持平的一面。比如王阳明不骂现存的《诗经》，只骂孔子所删去的那一部分。他说：“《诗》自‘二南以降’…….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王阳明的见《传习录》）
尽管性观念在理论上的禁锢已经发展宋明理学的程度，几乎是恨不得剥夺人的性欲望而使人只是一头母猪。但看得出，宋明理学只是把“灭人欲”当做是个人修养、最高境界，区分正统与非正统，区分君子与小人，并没有非做不可的意味，至于有多少圣人君子，就不得而知了。
众所周知，除儒家而外，连影响力甚大的道佛两教，也有类似宋明理学的“禁欲”色彩，并早在宋明理学之前就已提出。但这种“禁欲”也不过是一种“大欲”，即舍人生小欲（七情六欲之类）去追求人生大欲（圣人神仙之类），实在是一种钓鱼，与纵欲没有本质不同。（张松辉《人生儒释道》之第二章生活篇《从禁欲到纵欲：一次“轻松”的跳跃》）因为从哲学来看，无论禁欲纵欲，本质都是欲。
比如张松辉引的《历代法宝记》记了这个故事：“则天咨问诸大德：‘和上（即和尚）等有欲否？’神秀、玄约、老安、玄赜等皆言无欲。则天问诜禅师：‘和上有欲否？’诜禅师…答曰：‘有欲。’则天又问：‘何得有欲？’诜答曰：‘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则天言下悟。”生则有欲，道出了禁欲的不可能性。
比如《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种去彼取此的目的，道出禁欲背后的大欲。
三教本同流、三教原一家，至少和尚与道士是相似的。这里，统称为和尚之类。
和尚之类欲求高尚，然而我们在《红楼梦》里就能看到小尼姑与人偷情，两人不过才十岁出头（第一次）；在《水浒传》里看到一群和尚见到潘巧云时神魂颠倒；斐如海每天按时与潘巧云私通。照阿Q先生的理论就是，尼姑“和尚碰得我碰不得？”最近又有报道说“尼姑与和尚偷情怀孕后 和尚不认账尼姑自杀 ”，据称该和尚“一向行为不端，吃酒喝肉无所不作，是个‘花和尚’。 ”记得笔者小时候就遇见来门前化缘的和尚，说要吃海蛎饼，“有肉没关系！”我曾写过关于和尚的小短文《和尚色不色》探讨和尚之类的性尴尬如下：
人骂和尚道：“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字是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水浒传》）苏东坡骂和尚“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似乎除了日本和尚娶妻生子、酒肉不禁，甚至还世袭，其他和尚之类均无此殊荣。薄伽丘《十日谈》骂遍教士尼姑，中有个故事说一男人假装哑巴混入尼姑庵当园丁，风流所及，庵内尼姑无一幸免与之私通！和尚而倡行禁欲，固是压抑了人和性；纵欲而居方外，固也扭曲了人和性。情僧如苏曼殊者，最终到底还是郁闷早死。唯一不是藏族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也不得不感叹“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克孜尔千佛洞有一画《娱乐太子图》，画中十几个半裸全裸美女环绕释迦牟尼太子，他却能色即是空、四大皆空，是因为他手也是空的（按：指他没有“以手淫之”，还说自己“坐怀不乱”）。他不是不色，他心中没有色。
说和尚坏话，绝非乱说。我们在《笑林广记 僧道部》可以看见：
一乡官游寺，问和尚吃荤否。曰：“不甚吃。但逢饮酒时，略用些。”曰：“然则汝又饮酒乎？”曰：“不甚吃。但逢家岳妻舅来，略陪些。”乡官怒曰：“汝又有妻，全不像个出家人的戒行。明日当对县官说，追你度牒。”僧曰：“不费劳心，三年前贼情事发，早已追去了。”
……山上有卖字者，每字索钱一文…….（小僧）遂携十六文以往。写者题曰：“伶俐一和尚，好像如来样。睡到五更头，硬。”僧曰：“尾韵不雅，补钱四文，求你换过。”卖字曰：“既写，如何抹去？不如与你添上罢。”援笔写道：“硬到大天亮。”
一和尚途行，一小厮叫曰：“和尚和尚，光头浪荡。”僧怒云：“一个筋头翻在你娘肚上。”
一和尚偷妇人，为女夫所追逐，既跳墙，复倒坠，见地上有光头痕迹，遂捏拳即指痕土上如冠子样，曰：“不怕道士不承认。”
为了骂和尚，中外都有寓言式故事，说和尚死了入地狱，妓女死了进天堂，在《笑林广记 僧道部》有两个故事如下：
有素不信佛事者，死后坐罪甚重。乃倾其冥资，延请僧鬼作功课，遍觅不得。问人曰：“此间固无僧乎？”曰：“来是来得多，都发往邺都了。（第十八层地狱）”
有尼姑同一妓者，死见阎王。王问妓曰：“汝前世作何生理？”妓曰：“养汉接客。”王判云：“养汉接客，方便孤身（光棍）。发还阳世，早去超生。”问尼姑曰：“你是何人？”答曰：“吃素念佛。”王亦判云：“吃素念佛，佛口蛇心。一百片竹，打断脊筋。”尼哀告曰：“不瞒大王说，小妇人虽是个尼姑，其实背地里养汉，作私窠子的。”
从实际来看，中国佛教的早期开始就有僧人娶妻生子，甚至私通、逛妓院的记载，其中不乏高僧。（作者按：娶妻生子，是因为当时早期的佛教制度不严密，到了后来，这种现象就不易出现，除非和尚先行还俗，或制度上允许。）”比如鸠摩罗什拜秦后主所赐，娶了十几个妻子，原理和俄罗斯某女议员提议让普京的精子扎遍全俄罗斯女性同胞的子宫里一致。又比如禅宗的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是不识字的惠能）是私生子，和尚的私生子。不仅如此，厉害的和尚“更是色胆包天，竟敢与皇妃私通。”
在早期佛教理论尚稚嫩时，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和尚们还不敢拿来说事，可“禅宗大兴以后”，他们发明了“不分别”“不执著”理论，要“合法地”“公开地去娶妻纳妾，公开地去挟妓冶游。”所谓不分别，就是男女无别，譬如观音菩萨其实是无性的，可男可女亦男亦女不男不女可人可兽；既然不分别，那么行男女之事，就是不分别了，如果你指斥其非，倒是你把男女分得太清了。不执著也无非如此。很明显，高超的理论向来是下流的借口，不分别不执著也如此。虽然如此，如果这种下流是有益于人性的，下流就下流，由他去吧。所以，到了南宋时济宗婵师宋杲就说出“饮食酒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的话。不特此也，佛教甚至存在“以欲止欲”的主张，鼓励你先纵欲，纵欲之后，一切看开，禁欲也不难了。在这种高超的理论下，也出现不少高人的高超故事，试以尼姑无著为例：
（宋杲大弟子道颜）见著（无著）寸丝不挂，仰卧于床，师指曰：“者（这）里是什么去处？”著曰：“三世诸佛、六代祖师、天下老和尚，皆从此中出！”师曰：“还许老僧如否？”著曰：“者里不度驴度马。”
这事实就是“帝王将相皆从此处”的老祖宗！而一般的和尚之类，是发生不出什么高超的故事来的，他们能做的，就是那些上文说的淫乱的事。比如宋代就有穷人家把妻子贴给和尚“纵其私通”，从中牟利。清代有“苏州冶平寺”和尚“造密室藏妇女，恣意淫纵。”结果被流放黑龙江。
应该看到，就算和尚的理论体系中出现了人性的曙光，但小民不知道、大多数的和尚也不懂得、社会也不会理解，和尚如果没有和尚样，还是会受到社会谴责、甚至被流放、被判刑。（得益于张松辉一书甚多）
尽管以上并非严格的学术论述，但仅从我的现象说来看，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儒释道那一家，特别是儒家，都有禁欲倾向，这种倾向是对更高境界的一种追求，并不作为一种主义，即禁欲主义流传在社会。
总的来说，这就是道德的“保守性”。
从以上对道德的论述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作为中国古代后期的道德规范，“性冷淡”，可能所反映的，恰恰是社会风气的“不良”。我们决不能因为圣人每天叫嚣仁义道德，就以为，古人都是讲究仁义道德的②。
二、道德说教在人们的认识观念的影响，我们不能无视；它对中国人性格的塑造，我们不能无视。好比说，中国人耻于言性，不能不说是受了道德说教的影响；中国无西方的禁欲教义，不能不说是因为没有强力的禁欲学说。
三、道德说教的影响力极大，因此，造成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否认。比如儒家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杂坐，造成中国人不正常的两性观与性心理。又比如，受儒家思想中有些极端因素以至发展到“灭人性”的宋明理学，造成许多扭曲的人心、牺牲的生命。
综上所述，从道德说教的理论趋向与取向来看，它的性观念是保守而非禁欲的，作用在社会上，“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那么整个社会也无法形成禁欲的大气候，却只能是保守的大温床。
b、保守到性羞耻，远非禁欲
李敖《中国国民“性”》中说：
在中国许多“肯定‘性’的”（pro一sexual）历史现象以外，另有一种“反对‘性’的”（anti一sexual）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对“性”的规律、约束，乃至压抑。
之后，他举例道：
在现代方法的妙用下，历史万象虽多，其实不乏理路可寻。例如真的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经》中的“咸卦”等卦是描写性交姿式的；《诗经》“褰裳”里说的“且”字是男人生殖器：《周礼》中“地官”里“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话是一种“交配季”（mating season）、一种“节期杂交”（feast promiscuity）；《老子》中的“元牝”是女人生殖器；《论语》中孔夫子骂女人的缘故是因为他离过婚；伶玄《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有“足恋”；常遽《华阳国志》中的关云长背离曹操是因为他吃醋；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女子男饰”里的六朝女子娄逞是性戾换；柳宗元《柳河东集》中“河间传”是写唐朝一个女人的花旋风；徐士鸾的《宋艳》中“残暴”里记宋朝的王继勋是一种虐恋（虐待狂）；陶宗仪《辍耕录》中“奇遇”一篇是写元朝人性爱的白日梦；明朝张岱《琅环文集》中“鲁云谷传”是描写洁癖；清朝薛福成《唐庵笔记》中“入相奇缘”里写和坤“对影谈笑”是一种影恋……
关于反对性的原因，他总结道：
一、对“性”的神秘与恐惧：老祖宗们缺乏生产知识，他们对异性相交而产生的结果，感到神秘，也感到恐惧。
二、对“性”的疲乏：“性的疲乏”（sexual fatigue）是性满足后或过度后而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一种反动，－对性感到憎恶或厌倦，走向节欲或弃世绝欲的信仰。
三、嫉妒心和占有心：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的财产的一部分。由于对“产业的占有心，引发嫉妒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观念，慢慢建构出许许多多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
四、精神因素：由于有人不能满足现状，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来弥补尘世上的空虚，因而有“禁欲主义”（asceticism）或类似禁欲主义的思想产生。于是，不得不宣扬“性”的罪状，夸大或栽诬有关“性”的一切。
他总结的原因，我们觉得不无道理，并且能作为为本“研究”的一种补充，但李敖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不能苟同的，他说：“西方过去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笼罩下，对性的禁忌，跟历史上的中国，真可说是老兄老弟。可是他们在近几十年的努力之下，终于摆脱了传统上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定、约束与压抑，终于使他们逐渐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建立一种约定俗成的性道德，培养了风俗、修正了法律，使他们的青年男女恢复了在‘伊甸园’里没有吃苹果前的歌唱。”换句话说，他是以现代科学的视角、法律以及爱情的视角审视中国民族“性”，所以把中国传统对性的态度（道德）与西方基督教的禁欲（宗教）相提并论。
这是不合理的。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李银河《性，婚姻：东方与西方》中对中西两方对性态度的比较。她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在西方，与性有关的论争常常围绕着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反常，善行与罪恶而展开；在中国，与性的地位有关的却是重大与渺小，崇高与羞耻，上流与下流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中，性处于对抗之中——压制与反抗，正常与病态，罪与非罪的对抗；在中国社会中，性被忽视，性在重要与不重要，崇高与低下，浩然正气与鬼魅邪气之间属于后者。早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西方是罪感社会，中国是耻感社会的观点，很有道理。在性的问题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会告诫人们，什么样的性行为方式是罪恶的，不要去做；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或意识形态会宣称，性是可耻的，要把它节制到最低限度；要背着人悄悄去做，不要把它挂在嘴上；这种兽性欲望虽然人人都有，但是比较高尚的人比较能够克制它，最高尚的人最能克制它。西方与中国在性问题上的差异至少为双方分别造成了两类后果：在西方，反面的后果是，人们受到判定行为的正确与错误的规范的“凝视”，要担心的事情很多——担心没有性高潮，担心没有正确的体形，担心性倾向不对头等等，动不动要去求助于心理医生；正面的效果则是，一方面有压制，一方面有反抗，真理越辩越明，于是女人争得“女上位”的权利；同性恋争得结婚的权利；虐恋的爱好者争得在密室中得到特殊服务的权利；性学家公开宣布同雇用他们做研究的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的调查结果——色情材料不但不会导致性犯罪率上升，还会降低性犯罪率。 在中国，正面的后果是，由于性受到忽视，人们的“自我”反而趁机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之中，口交肛交随心所欲，不但没有旁人来管，自己内心对这类行为也无焦虑感；没有高潮就没有高潮，也不用去看医生；反面的后果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性被视为低级下流之事，不少人屈从于残存的兽性，遂自甘堕落，做出不少苟且的勾当，做时不免心怀愧怍，倍感羞耻，痛恨自己的“本我”；另一方面有少数高洁之士克服了可鄙的淫欲，达到了崇高境界，让心中充满浩然正气，所念全是国计民生之事，但却被人视为“假道学”、“伪君子”，也平添了不少烦恼。
李银河的论述是极富启示性的。照她的说法，我们理解了李敖所说的西方为什么在近几十年能这么快“培养了风俗、修改了法律”，而中国却始终闹不出什么大纷争来，就算有，也不过一时的冒泡，不久便烟消火灭。
——因为中国是个充满羞耻感的社会，羞耻感就是传统道德说教里的君子小人说；西方是个富有罪恶感的社会，罪恶感就是基督教中的原罪说。
因为中国的道德说教一直以来依附在政治权力之下，强制力有限；西方的教权一度高于王权，从人的出生到死，施以强大的控制力。
所以中国人做君子“所否者”的事是向来不声张的，声张的只是《菜根谭》，偶有《反菜根谭》，也是老实巴交的少数，无以撼动主流；西方人却热衷于争论争议，分出个我对你错，连基督教也分为多个教派，其中的原教旨派（如阿富汗的塔利班，阿拉伯地区女性）至今不许女性露出面目。（所以2008年也门有个十岁女孩离婚一事就轰动整个西方世界，她也被选为什么年度国际女性，并由一法国记者出了一部薄薄的《十岁我离婚》，这在中国人看来，实在煞有介事，也不值得声张。）
所以中国人“嘴上仁义道德，心里男盗女娼”，谈性色变，却又不乏偷鸡摸狗者；西方禁欲时期，偶有唐璜之类的风流人物，比较多的，却是类似于《巴黎圣母院》中性心理因受禁欲思想而极度扭曲的克洛德副主教。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爱情诗传统、香草美人传统没有消失，何况，虽然古代春宫图、情色小说等性文化作品被禁掉了一部分，但私下里一直广为流传；而直到1928年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才有一本情色的小说在西方造成轰动，且在英国等国更是被当局列为禁书，但在1958年经过法院审判后被开禁，又可以公然全本阅读。
所以，虽然中国到了后来政治权力的专制力越发强盛，道德造成的力量也随之“一荣俱荣”，但在中国也只见一些“道德模范”，而作为文化的反弹，大部分的人却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西方虽然禁欲时代一去不复返，人们却依然担心此担心彼，就担心自己的性观念不“科学”，因而在性学领域有大发展的是西方世界…..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李敖的“现代方法的妙用”出错了！——
再说，性压抑、性“变态”的例子不能作为区分禁欲的标准，虽然不正常的性观念也会助推性压抑与性“变态”的产生。因为性压抑与性“变态”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四海皆然，可今天却并不是禁欲的时期。区分一个时代是否禁欲，最好的标准是看他是否有明确推行禁欲的主张与实质，而中国明显不存在这方面的史实，依附在政治权力上的儒家一直以来也没有这个能耐③。
如果要给中国人的性观念来个总括的话，性羞耻，是最好的名词。这个性羞耻的影响极大，作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到现在还是不能消除。逆想这篇研究性学习将要造成的影响，顶多就是让人不习惯，因为性羞耻的作用，让人不习惯把这事儿拿到台面说。而以一个高中生的身份来说这事儿，就更能激发阅者的性羞耻感了。这也是一个例子。
性羞耻用现在时髦的话来仿拟就是，“可以性但不提倡性”。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正因如此，这种性观念造成的必然是一部分人由保守到性压抑、性“变态”，一部分人由行为不羁到放纵与淫乱；造成人们“性”向往之，却偷偷摸摸，不敢光明正大；造成一小部分极端的类似禁欲的笨伯（这种禁欲是一种个人的曲解）；造成性行为的不平等，行为既然不平等，性观念在某些人群自然也不会一样。
我们有下面的种种史实作为依据：
一、元朝的王实甫《西厢记》虽然发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结成眷属”的美好祝愿，但细看那张生实际上却是个心理十分扭曲、十分压抑带点性变态的角色（这个也可以参见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
二、明朝人中冯小青嫁为人妾，遭正室嫉妒与欺负而独居，反应出明显的影恋倾向（“卿须怜我我怜卿”）。亲戚劝其改嫁，她不从，不无耻于改嫁也。最终凄怨而亡，年止十八。（潘光旦《冯小青考》）
三、《水浒传》有阿婆私下里教导潘金莲如如何选定男人、如何勾引男人。在潘金莲与西门庆云雨的时候，不乏有细腻的心理描写。
四、春宫画在明朝到达顶峰，在清朝也盛行不衰。唐朝有《游仙窟》《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明朝有《如意君传》《肉蒲团》《金瓶梅》《 痴婆子传》《素娥篇》，清朝有《聊斋志异》（见刘达临《中国性史图鉴》之《性文学艺术》）《品花宝鉴》《九尾龟》《新嫁娘诗》，民国《男女媾精赋》等等性文学艺术。相比之下，西方的性文学艺术却集中在绘画上（见《情色艺术史》爱德华福克斯），不及中国丰富，而这些画被称为“讽刺化的风化成分”，是对宗教势力的反抗。这不得不说是性观念的差异。
五、清代袁枚在《答杨笠湖书》中说：“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日记云：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至今传为笑谈。”可见敦伦一事，君子在潜意识里面都引为羞耻、笑谈。
六、《品花宝鉴》作者自序说此书：“以至狭邪淫荡，秽亵诸琐屑事，皆吾揣世间所必有……此书也固知离经畔道，为著述家所鄙。”
七、《红楼梦》第七回焦大爆出贾家“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们不知道？”的淫乱风气，但说得很隐晦。第二十三回贾琏与凤姐说了贾芸的事后，“贾琏道：‘果这样也罢了。只是昨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扭手扭脚的。’凤姐听了，‘嗤’的一声笑了，向贾琏啐了一口，低下头边吃饭。”这话其实就是“写凤姐风月之文”（庚辰侧批），也说得很隐晦④。
八、郁达夫的《沉沦》的主人公是典型的得不到发泄性压抑者，照作者自承，那么罪恶之咎，肇始于礼教也。
九、民国所谓三大文妖，不过是公开写了《性史》的张竞生，公开办了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公开谱了“靡靡之音”的黎锦晖，但一辈子声名狼藉，被诋为文妖。
十、我们看杨天石写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知道年轻的蒋介石，一方面想做“圣贤”，另一方面却又在做“禽兽”，这种矛盾，在日记里毕现无遗；矛盾来矛盾去，最后还染上性病，这一史实，从李敖与汪荣祖的《蒋介石评传》我们又看见了。
十一、季羡林年轻时在日记里坦诚“我要女人”，但之后就“被结婚”，不久又往德国留学，二战爆发后，归路阻绝，他只能忘身学问，却又忍断与德国少女的爱情，所以他的性压抑不可谓不深。回国之后三十年与夫人一起，但与她终身没有爱情。在儿子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中，我们看到的乖戾、压抑、“变态”的怪老头，应与早年经历不无关系。
c、小结
在张竞生编著的《性史》，我们看见了诸多来信者自承自己受传统性观念的影响，而在性观念上有许多困惑与不正常，并有提及男女在性行为的不平等性的。比如一舸女士在《我的性经历》里自承：在她儿时，五弟用泥巴捏成生殖器状并模仿性交。三姐见状，脸红，把泥巴扔掉，嘱她别管这些。问之母。母亲却说：“好妹子，你须知道我们是女孩子。男孩子看得的说得的，女孩子却有说不得的看不得的。五弟再来，同他疏远些就是了”。
这一小故事，泄露了中国人性观念的天机：耻于言性，但可以言性。只是这种言行，也是有阶级的。
在司马志编的《李鸿章成事之道》我们看到了1886年的“长崎事件”，故事的高潮是这样子的：喝醉酒的中国水兵逛长崎妓院，与日本警察冲突，后来事情闹大。李鸿章出来说话：“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自我绳尺。”
李鸿章的一席话泄露了中国人对性态度的底细：好色是“恒情”“天性”，为了功名就不该好色、就自然会自我约束，好色不值，但就算这样，好色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好大说特说的。这可不止“武人”才这样。
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大体上对性是保守的。这种保守，我么称之为性羞耻。
性羞耻可不是见性就羞耻，也不是严格的禁欲主义。那理解得失之简单。
性羞耻是指不在嘴巴上说性，至于信不信陈腐的道德说教，又因人而异。相信并坚持的人，可能会变得性压抑；不信也不坚持的人，在这不正常的社会风气下，可能会走向纵欲。这不是绝对的。
无论如何，这种性羞耻是不正常的而且不必要。
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性观念变得保守，如上文所述，这不是本文探讨的，而且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有答案，因为如我绪论指出的，现在的中国还相当地存在性羞耻。在这种羞耻下，中国闹不出什么性革命，但同时，性观念的进步，也是没有人能也没有人去阻挡的。
注释
①显然需要解释一下文化迫力的含义。照科尔弗顿的说法，文化迫力是有阶级的、不公正的，他批评道：“文化迫力cultural compulsion用心理学的形式代表社会的益趣interest（利益与情绪）。它所以成为迫力，是因为表现的思想要靠思想所代表的益趣大小去定有否势力，不考思想的内容或结构的正不正确。文化迫力的内容，我们已经说过，感情较多，理智较少。文化迫力的起源学说所代表的益趣，益趣不取消，迫力不毁灭。”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否定文化迫力的作用。道德也是如此。
②比如晚清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的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所说的，那中国人几乎都不仁义礼智信，但也有很多其他优点；又如主张宋明理学如朱熹者，自己私下里也纳尼作妾。
③顺便插一笔。中国与西方的性观念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小仲马的成名作《茶花女》与唐朝元稹《莺莺传》同是一部伪饰之作。照波罗德尔贝什所著的《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作者通过发掘玛丽杜普莱西（茶花女原型）的墓意外发现小仲马日记，更加意外地发现“小仲马怎样精心将自己不洁净的关系美化成一种纯真的爱情”从而“一举跻身法国文坛。”而元稹的《莺莺传》却为负心汉张生的始乱终弃找借口粉饰。无论后来小仲马如何地为自己的行为悄然感到罪恶，元稹如何羞耻地骂女人是尤物自己力感不胜，这都体现了中西方的性观念同是站在大男子主义的立场上。中国的且不说，西方较好的例子是易卜生《玩偶之家》里娜拉被其丈夫称为“骄人的小鸟”，也就是楚楚可怜的意思。
④靖眉批：“焦大之醉，伏秦可卿之死。作者秉刀斧之笔，一字一泪，一泪化一血珠。惟批书者知之。”也就是说，秦可卿是死于性病之中，是因为与贾珍“爬灰”，“养”贾蔷这位“小叔子”。其实，“偷狗戏鸡”的事在《红楼梦》中随处可见，这也就是它被列为禁书的原因，但都很隐晦，如果读者没能读懂焦大的意思，秦可卿就死得不明不白了。贾家“淫乱”的事迹太多，比如：贾宝玉同袭人云雨。秦钟与小尼姑云雨。贾瑞想与王熙凤偷情，结果偷情不得，反被戏弄，最终死在风月宝镜下，精尽而亡。贾珍与薛蟠到处寻花问柳。傻大姐在大观园捡到“妖精打架”的手帕（春宫图），引发大观园抄检。二十八回中众人“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女儿来”作诗。薛蟠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宝玉笑道:“押韵就好。”《红楼梦》所代表的意义极大，故不厌其说。
三、略论新中国及其后的社会性观念:无性与有性
李银河通过对《人民日报》历年出现“色情”一次的篇数作了一个表格（《新中国性话语研究》55页），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发现“色情”一词在1979年前，几乎不出现；此后，出现的越来越多。而且，几乎不出现的时候，偶有出现，都是一元化地当做大逆不道的东西加以批判；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声音就开始多元化了。
很明显，新中国(简称：X中国，下同)成立后，社会性观念主要呈现两种意识形态。说的讨巧些，一是前期的没有性，性被社会忽视了，主要集中于X中国成立后三十几年；二是后期的有性，社会与个体无论怎样都开始关注性了，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后三十几年。（一般据说以1985年为界，改革开放对性观念的冲击到这时候体现出来）
这里的划分标准显然与上文的不一样。
史前显然无所谓社会对性的保守还是开放、忽视还是关注，史前社会还没形成呢！对史前的人来说，性这东西既神秘，所以崇拜他；也平常，不用性教育，就能观看“爱情动作片”现场直播。所以，用性崇拜来概括史前，最好。但是，也别忘了，性崇拜作为一种深刻的崇拜，一直贯穿到现在。这也是后来的社会性观念不用性崇拜来概括的原因。
夏朝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作为从史前的“野蛮”到后来文明的过渡，人们的社会性观念，绝不会像后来那样子谈性色变，人们正常的交往，绝不会有太多道德的烦恼，这时候的社会性观念相当的开放。到了后来，社会对性变得敏感，这一方面有传统道德说教耻于言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其他种种原因比如人的隐私观念越来越强，总之，这时候社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就是我说的性羞耻。所以用社会性观念的开放与保守来概括这个阶段，最好。但是，也别忘了X中国成立以至于今，作为历史的延续，中国人的性羞耻感仍然存在着，而且还有相当影响力，不信你问问自己看看。
为了有所对比，我采用无性与有性作为这时期的特点，来描述这时期的社会性观念。如果硬要纠结什么是无性什么是无性，那么社会性观念的极端保守与慢慢放开（不是开放！）差强人意。
X中国的成立到现在，在历史上，虽然去今不远，但也正是这不远的历史，让人感到陌生。李银河在她的《X中国性话语研究 前言》说道：“我最初的计划是想写一部X中国性史，但是所缺资料太多，如果硬要去做，必将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于是退一步，只做性话语研究。”李银河尚且有无米之叹，我又如何能做好这个时期的“研究”？
所以，只能略论。
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不能深论。
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这一部分前言写得长外，以下的，实在难于下笔。
所以，以下将写的不拘一格、自成一家。
**<一>中国共产党对性的态度**
李银河在写作《X中国性话语研究》时有个估计：“好在60年来，中国的政治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所有的法律政令从来没有出现过‘政出多头’的情况，上行下效，令行禁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所以，“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60年主流性话语来做描述和分析就成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众所周知,如中共自承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来抓得深,虽然相信物质决定意识, 但也不否认甚至直接肯定精神能创造物质的哲学辩证思想。其目的无非是改造思想,然后统一认识。过去因为政权初握,所以有必要在整个社会掀起整风运动,拔白旗插红旗,给整个社会的思想以洗澡。现在就是从教育抓起,而且又要集中搞经济,而且对不同的声音有相当的看开,所以这类运动不再也没必要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强有力的,对一般人的影响是出生入死的。所以,如正如果不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个了解,就不会了解新中国后的国家意志;不对中国共产党对性的态度有个了解,就不会了解新中国后的社会性观念。
且看：
罗斯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第六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大约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42岁的毛是年龄较大的。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11～12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福神。傅连璋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过性生活。”
众所周知，中共革命时，其反对者，常常以道德说教骂他们行为不端——共产的意思不就是共妻，淫乱！但其实，中共在这方面严格自律，抓得很严，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林彪后来加上的“不准调戏妇女。”
也就是说，中共的优良传统是代表革命与理想的，为了革命事业，自觉地忽视个人以及“个性”，这得具有相当的道德情操。众所周知，中共的党纪也向来是强调集体，在集体之后，才有个人，而性是非常能代表个人的东西。因此，个人的次要位置，反映在性观念上，也就是不把性当做一个重要的东西。
再看：
在中共掌权后的新中国，第一部颁布的法律就是一部带有“革命性”的《婚姻法》。这部法律，重点是为恋爱自由正名，为婚前双方的性行为正名，反对用“通奸”和“拐骗”的罪名迫害自由恋爱，并对国民党过去革命不彻底的“亲属编”进行否定，即认为没有个人意愿的包办婚姻是不合法的。李银河认为：1950年代初期的政策重点是反对包办婚姻，所以对自由恋爱和婚前性关系相当宽容，是一种带有现代气息的前卫的政策。颁布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中共党内更是以身作则。
对此，我们可以再参照邓颖超在1952年的话：“爱情、婚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与在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不再是从经济利益来考虑，也不要服从父母的命令，更不要受宗教偏见的影响。他不仅是基于性的吸引，而且是在男女完全平等，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的基础上，由于政治、思想观点的一致，而发展的真挚的感情。”也就是说，中共不否认性，强调爱情与婚姻的个人自主性，但这一切却又要遵从“政治、思想观点的一致”、也要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以上见《新中国性话语研究》）
不仅如此，这时对于性生活不检点的处罚也相当开明、公正。张黎群与张定等人主编的《胡耀邦传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第七章《主政川北》有这么一个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刘振海于1946年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排长，有偷东西、奸淫妇女的行为。1946年以后他参加了解放军，”所以被怀疑为特务，后来因证据不足，又放了。可是“后来他当看守所所长又曾奸污妇女。”胡耀邦在1951年分析党中央镇压反革命运动政策时以此为典型，分析道：“…（他）基本上是做革命工作…如果我们现在又把他当反革命分子办，岂不有点冤枉。但因为这几年流氓性未改，所以无政府、无纪律，特别是当看守所长搞女人，这是政治原则错误，但不要与反革命分子混为一谈。”
也就是说，这时对性生活的不检点的认识只是“政治原则错误”，尚不构成“反革命”的证据，如果按照后来偏激的思潮，特别是文革时的逻辑，岂无冤枉？
再看：
蔡畅在1955年的讲话：“人们在性生活和婚姻问题上发生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现象…不仅是个人的私生活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阵营，损害革命力量的集中和增长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也就是说，性生活的不检点已明显是与革命对立，不再仅仅是“原则错误”，而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
再看：
如邓小平指出，从反右倾运动开始，特别是文革的10年，几乎20年时间，国家是在左倾错误思潮的指导运转，没能把握好20年发展的大机。
在这一时期，众所周知，社会对性的打压于此为最。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对中国人的性观念有这样的描述：“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性羞耻的传统观念的表现。可是，正是在这20年间，这种逻辑却在中国被发扬光大，虽然嘴巴都不说，呈无性状态。概括得比较写实的，是毕星星的随笔集《坚锐的往事》，他说：
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
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乔治奥威尔在其小说中的描述:个人消失在集体之中。“党的目标不仅是阻止男人和女人形成互相忠诚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党无法控制的。党真正未曾讲明的目的是让这种性行为完全没有快乐。”“党还要消灭性高潮。”党甚至想替你制造孩子。
当然，小说不同于历史。但根据唯物论原理来看，因为共产党在组织模式与管理模式上的共性，造成的结果也必然有“共性”之处。这种共性之处，在最疯狂的时候，就是没性。
看到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共产党虽然作为革命的党，在建国初搞婚姻改革、搞移风易俗（如彻底消灭娼妓），但究其自身，到底还是从“旧社会”里面走出来的，相应的，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局限性。比如中国的老传统是性羞耻，从而区分君子与小人，而中共的“局限性”与此相仿，比如他以性问题的标准来区分革命与下流、圣人与流氓。这些都属于价值判断，而且价值观的本质还差不多。所以江青下台后，就有人骂她文革时期偷看黄片①。
又如邓小平所指出，此时的党内不够民主，而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思想本质是封建主义，所以当时的社会性观念还是传统的性羞耻为流行，而此时的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是与传统观念势不两立“划清界限”，那么性羞耻这种观念被推向极致，导致性这个问题反而被整个的忽视，也不奇怪了②。
再看：
1983年，中国有个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说：“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类似的，1987年，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内中所反对，也有性生活的糜烂。
再看：
1980年以后，婚外性关系已经不再会收到行政处分，但是在党纪出处分中，婚外性关系仍旧可以成为一个罪名。如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新中国新话语研究》）
我看到一篇大约九十年代的文章《浮出水面的话题》（霍红），第一段说：“三年前，一位女学者写了一篇关于国内性骚扰的论文在香港发表，挨了好一顿批评，三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再次被一位全国人大常委提出并得到了支持。他的话是：‘中国需要惩罚性骚扰和对异性滥用职权的法律。’”（见诸《百人闲说》之《性之趣》，彭国梁主编，2003年出版）
我在2008年出版的涂俏的《袁庚传》张胜友的序里得知此书把袁庚私下里在家偷看“三级片”的事也如实记录下来。
2013年开始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性别平等的地方性法规。
再看：
2002年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上，中国第一家性商店的老板文经风问朱镕基：“我刚才看到您和泰国总理聊得很热烈，据我所知，泰国的性产业在全世界是很发达的，他们的人妖成为旅游者必看的保留节目。我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适当的时候，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适度地启动中国的性消费市场？（众大笑）…..我这个问题只限于经济范围，因为我们这里是经济论坛，不牵扯意识形态。”
朱镕基（略停几秒，和蔼而略带责备）：“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不合时宜啊。（手指指了指下边的人）看来大家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那我还是回答吧。（众人鸦雀无声）我是和他信总理谈了很多，可是还没来得及谈性问题啊。（表情略带羞涩，笑了笑）（众大笑，掌声。）（用手指指了指各国首脑）今天到会的许多总统、总理，我们也没谈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大会没有这个议程，所以我没法回答你。”（《禁果一九九三：我和我的性商店》文经风）
再看：
众所周知，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面，至今情色淫秽还是被规定为腐朽思想，需要被取缔。所以自从新中国建国初彻底地清除娼妓业、十分有效地管制淫秽品，到改革开放后清除不清、管制不住以来，中共一直在取缔这些色情淫秽。此后的中国不再无性了，但中共还是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无夸大地灌输色情淫秽的危害十分巨大这一思想，内中还有把色情淫秽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
但这也很好理解：比如新中国之所以能彻底清除娼妓业，是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娼妓业既形不成买方市场也没有卖方市场，大家都没钱；改革开放，政治经济都放松了，同理扫黄也自然扫不干净了——何况有些扫黄者还要靠扫黄吃饭，对之有依附呢！
综上所述：
从众所周知的与以上的举例，无论是革命第一、性生活不检点只是“政治错误”、把性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只有政治少提性、反对淫秽色情生活腐化，还是类似文革上纲上线的“不准性”，中国共产党对性的态度，概括起来，最恰当的，还是严肃。但这种严肃，是偏消极的。因为在这种严肃之下，类似于过去的性羞耻，人们还是耻于言性，性在人们的第一反应里面就是个偏消极的东西。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性态度的严肃，对本已有过根深蒂固的性羞耻的中国人来说，社会的性观念不会太开放，也是在情理之中。
李银河说：“这60年的基本性氛围是禁欲反性的。”但我通观她的《新中国性话语研究》也得不出这样子的结论。众所周知，新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并实行禁欲主义，也没有多少人禁欲，有之，无非只是禁别人的性反别人的性，演习成风，性被社会蒸发而已。也就是说，如果性氛围的禁欲反性不同于社会的禁欲反性，那么她说得也有道理。
总之，我的感觉与上面的论述让我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中国共产党对性态度的严肃，（特别是宣扬社会主义的性观念必须与过去的相区分，必须服从于革命与政治）会助长中国人身上本身就已愚昧的性羞耻，甚至变相地使之趋于极致③。
二、一旦社会风气放开，比如改革开放之后的30几年，特别是互联网流行的这10几年来，社会性观念的放开，已是禁都禁不住了。但严肃与放开之间，造成的，还是类似于性羞耻那样的性观念，有相当的放开与相当的保守。
三、性在社会层面已不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至少可以公开讨论性与法律、性与健康之类的社会性问题了，但出现的时候，都是偏消极的、偏负面的。
四、无论如何，性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一直没有相当的地位与分量，没有得到公开地充分地肯定。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几年：基本没性**
就笔者的阅历而言，我接触的所有与这个时期相关的文学作品与研究文章仿佛串通一气，都给人一种感觉：这是一个没有性的年代，有的只是政治，就是说，性被社会忽视了，人间蒸发了。
人是时代的产物。人的任何认识都是对时代的反映。为了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性观念，从那个时代的人的认识出发，显然是个好的出发点。在这里，我也不想深挖历史，只打算借出发点来窥探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观念。虽然失之简单，也随他去了。
所以，试举几例：
- 一、1930年出生的孙静轩有首触目惊心的长诗《这里，没有女人》，写于1987年。稍微了解孙静轩就知道，此人对中共有抵触之情，这首诗，当然指的就是新中国后的那段历史。他诗里写道：“不是我的诗荒唐/生活本来就荒唐 荒唐，荒唐/荒唐的世界，荒唐的年代/曾发生一个荒唐的故事/竟然有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没有令人颤栗的爱的抚摸/没有女人的长发散发的气味/没有浪漫，也没有缠绵/只有男人，粗野的男人/脸上烙有金印的男人/他们一半是人/另一半是魔鬼/上帝也许太仁慈了/竟没有把他们打入地狱/只是驱逐出伊甸园/囚禁在一个孤岛上/囚禁在一个没有女人/只有石头和死水的世界。”（《中国当代诗选（上卷）》）
- 二、1936年出生的张贤亮在小说《青春期》里说：“尤其到上中学，‘把青春献给祖国’成了每个年轻人必须奉行的口号……但是，是不是一个人只把人生的这段时间献给祖国就够了？……可是越到后来祖国好像需要越多，每个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不属于自己……好像我一辈子从来就没有过青春期，又好像青春期单薄地平铺在我一生的全过程，所有的日子都想一块青灰色的铁板，坚硬、冷峻而索然无趣，就这么皮肤潦草得过到今天。”
- 三、1947年（？具体不详，应该不差，因为它大跃进时才十岁）出生的毕星星说：“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蝉，闭口不谈。”
- 四、1952年出生的李银河在其博客《我为什么要研究性》中说：“我属于20世纪50 年代出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 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在这30 年间，性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
- 五、1958年出生的文经风在《禁果》一书说：“那是发生在文革中的一件事（指无意中发现女小提琴老师晚上与别人偷偷摸摸上床）。在一个开除了线条、开除了笑，更开除了性的年代，男女之间除了稀里糊涂的革命友谊和生孩子，就再也不允许有别的情感了。”青春期到了，“我”“只能从邻居们的吵架时骂出的脏话，猜想女人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在广播体操的扩胸运动时，偷偷瞥一眼女同学隆起的胸部，来满足一下性好奇。”
三十年初到六十年代初的人对此感触最深最真，毕竟他们的大好年华都在这个时间段度过。六七十年代的人出生在最疯狂的年代，对这段时间有部分经历，再受到来自父辈的影响，所以也会感触，但没上一辈的深刻，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对这一时期批判得最最最用感情的就集中在这一辈。试举一例：
- 六、1968年出生的李承鹏在其《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只有青春期，没有青春》说：“就是这样，这几十年来的青春教肓，我们是被骗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青春如吐着舌头的柴狗飞快地跑过，所以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是没什么区别的，我们有的是青春期，但没有青春。”
作为延续，受到父辈爷辈影响的八十年代的人，或许也会有一点点感，但这种感触也是对父辈的感触。他们或许尽管有“只有青春期，没有青春”的感叹，但这种感叹也只是对社会性观念不正常的感叹，而往后的社会性观念也正在复苏，他们有那种感叹，就是复苏的明证④。举一个八零后的例子：
- 七、1982年出生的韩寒在其少作《三重门》中不知真假地写出了父辈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林父死令林雨翔读好书。但《红楼梦》里女人太多，怕儿子过早对女人起研究兴趣，所以列为禁书；所幸《水浒传》里有一百零五个男人，占据绝对优势，就算有女人出现也成不了气候，故没被禁掉，但里面的对话中要删去一些内容，如“鸟”就不能出现，有“鸟”之处一概涂黑，引得《水浒传》里“千山鸟飞绝”，无奈《水浒传》里鸟太多……所以林父百密一疏，不经意留下几只漏网之鸟，事后发现，头皮都麻了，还好弭患及时，没造成影响。
再下去一辈，除了1989年出生而且早熟的蒋方舟有神经兮兮的感觉，其他一般人就觉得这时期“历史悠远”，没什么感觉了。比如有人经常问我，文革是什么？文革什么时候的事啊？
那时候的性观念也可以从“女性解放”这个角度反映那时代的无性。比如两个六零后编的《女性主义 国际关系学》（2006年出版.336—337）中说：
本来“中国妇女解放不追求性解放，甚至对此批判态度…..因为中国人认为性是床帏私事，不应该在大庭广众前言说，中国大部分人对性解放不能接受。”（书317页）
“女性的利益被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及其国家利益对立起来，对女性权利的伸张被认为有碍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成功和反帝反修任务的顺利实现，女性主义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受到严厉的批判……染上了浓重的阶级色彩…..能不能无条件地学做男性，成为区分女性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的界限。尤其是在大力宣传打倒国际‘帝、修、反’、扫除其国内代理人的‘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风暴首先扫荡女人的发式女人的服装女人的体验甚至女人的生理特征，女性‘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地改男人名着男人装修男人发’。”
“新中国成立头30年，我国女性大规模地走上各级决策岗位、政治地位迅速提高，基本表现在数量方面，而不是质量上。”（书348页）
在《江泽民文选》第一卷有一篇他在1990年妇女节前一天的讲话《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以领导核心的身份而专门来谈妇女观，这是历来的第一次。
对照来看，这时期的妇女解放：一最多只有女性解放但没带来女性性解放，大体照旧，这与我在前面论述中国共产党时的结论不谋而合；二甚至倒退了，企图消灭性别差异，也就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了。
总之，这是一个革命与政治湮没性的年代。也就是基本没性了。那又是怎么“革命与政治”呢？这里聊举曹文轩的话为例：“几十年时间里，我们只谈革命不谈建设，一场接一场地搞政治运动…….迷信精神原子弹的巨大作用，制约人们的是政治教条，而不是经济规律。”（《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时代既然把性忽视了。人作为时代的反映，自然也会有连性——这个似乎能“无师自通”的东西——被忽视掉了的极端案例。
在文经风的《禁果》里，他摘录了麦天枢《性王国的隐秘世界》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学三年级学业水平的农家媳妇，在田里被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强奸，自此才知道了什么是性。因为他丈夫先天性阳具发育不全，所以结婚三年没有性生活。如果没有被强奸，居然就没有人给他启蒙！
**<三>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几年：可以有性**
改革开放，首先作为一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祭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对文革进行根本的否定。根据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与方式，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反对的反对是肯定，那么文革以及其所代表的三十年的无性，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其后的时期，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有性了！这就是我的逻辑。事实也正是如此。
众所周知，步入八十年代后，国内的革命热情开始慢慢冷却下去，拨乱反正不缓不慢进行。政治虽然还是三讲之一，但是慢慢不为一般人所感受，国家的注意力已转向经济建设；主旋律虽然还是要宏扬，但连教材也开始要与国际接轨，文化的形式允许多元了。也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下，就社会性观念来说，性虽然还是一以贯之没有相当的分量，但也不见得是妖魔鬼怪了。但也正是在改革开放势不能挡的时候，特别是近十年来互联网的普及，社会性观念在慢慢放开又如何能挡？
这里，我无意去做细碎的论证，非不能也，多不为也：一、这也实在不好写，因为当事人限于历史的局限，是很难看清其所在的历史的。二、事实多众所周知，多说无益，言多必败。这里随便举两组例子草就此章，结论就是标题：
一、文学作品
曹文轩在论述八十年代其文学作品的反封建主题时说：文学要求社会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性，写道：“最近几年，（祥按：书最早是1987年写完的）文学探测着，有进一步，要求社会认可人的一些合理欲求。“存天理灭人欲”，禁欲主义与专制主义、等级主义一道，构成了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论述封建主义不可能同意“人的一些合理欲求”）…从汪曾祺的《受戒》开始，文学开始触及人的七情六欲。”有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古华《芙蓉镇》、郑义《远村》、郑彦英《太阳》、王安忆《小鲍庄》等等。特别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样的作品，尽管有‘性崇拜’之嫌疑，但根本的还是作者的社会性动机。”还有一些作者，则出于审美意识或哲学意识等。“在写人性方面，总的趋势是的正常。”（《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章《基本主题：反封建主义》）
可见，这时社会的性观念开始放开，可以有性了，甚至如张贤亮这样有“性崇拜之嫌”的作品都可以出书⑤。这在以前是不可想的。更何况，我前面所举前三十年无性的例子，统统是后来的作品，也就是身处改革开放之后所写的。以后性描写的尺度当然是放得越来越开，比如九十年代就出了个写《废都》的贾平凹，虽然这书后来也在国内遭禁或被删节。而近来只要不超过众所周知的标准都可以出版，好比说，男主人公与异性或者妓女就要准备开干了，突然不知怎的她来例假了或者是警察连忙赶来破坏好事了，导致最终没有干成，以至连性描写的机会也没有，不用留白，直接没有——这样子也可以出版，例子不必详列。至于现在网上汇集了一大堆毫无禁忌、一哄而上的粗滥的性描写小说，也就是把“爱情动作片”转化成文字，那就是文字警察鞭长莫及、禁止不住的了。
一方面，作家开始放开写作，性的问题可以触及；另一方面，作为读者，涉性的作品也可以阅读。比如：
八十年代，国内有阵呼声请求解禁《金瓶梅》。后来《金瓶梅》经过技术处理，删掉一些不宜广为流传的部分，原文出版，只有内部，有流传全本。1993年出版的《品花宝鉴》的出版说明就说“这套丛书（《品花宝鉴》是其中一本）中涉及的字数不多的部分性描写文字，在此次整理时我们未予删除，”可见性尺度已放得挺开了。到了现在，这些书也不怎么出版了，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国人性观念有所提高，那些局促的性描写早已远远不能餍足国人心理。网上到处都是爱情动作片种子、大尺度的性爱描写的小说，谁还稀罕看那些古书？何况要看，网上一搜，就有全本可供下载，全然失去新奇感了。
奇怪的是，国人的太露骨的情色小说虽然不能公开出版，比如李敖的《虚拟十七岁》、贾平凹的《废都》，但国外的情色书籍尺度大的小说，比如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却很容易就能买到全本。
此外，还有许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正正经经的国内外性学专著的出版就不说了。
二、避孕套
八十年代，有个北大生物系的高材生，GRE只差7分满分，照这样，他完全有资格拿到全额的奖学金出国留学。但签证时，签证官问他什么是Viagra（伟哥），他居然答不上来，而此药在美国已是家喻户晓，结果他就被拒签，因为答不上来，至少表示他对美国国内的科研成就没有基本的了解。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可能是国内消息闭塞，也可能是作为北大生的他羞于了解这些内容。
无论如何，随着后来的进步，社会性观念的放开，这种事，不大可能再出现了。我们试从避孕套来看这种进步:
1993年，文经风在北京开的“北京亚当夏娃保健中心”轰动了国内外各大媒体。此后，国内的性商品店越来越多，以迄今日。
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变成第一个在校内安装自动销售避孕套机的大学。
1999年，国家取消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避孕套的生产和销售的垄断资格，并实行资格审定，把这个权力移交给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2005年管理局又把这个权力下放到市场。
随着网购的盛行，性商品到现在在网店上已随处可见。甚至在普通网页的广告上，也能看见。
中国国内曾就该不该在公共场所普及避孕套展开讨论，后来以“佩带安全带决不是为了鼓励出车祸”而了结。所以，这几年来，国内各大省市就开始逐步推行公共场所100%放置避孕套的措施。
1990年出生的张孟宁在2012年6月毕业的当天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开了一家创意情趣用品店，较文经风17年前的一举，不可不说又是时代的一大进步。
前阵子在网上看见了这么一篇文章：
《男人装》推出各省避孕套使用量排行榜，江苏年用12.2亿只夺冠，广东以9.7亿位居第二，湖北7亿第三，上海和北京位居第4、第5位。福建、广西、贵州分别居6至8位。人口大省河南、山东、四川均未上榜。
在我国，也许没有哪个省会把避孕套的销售量当成GDP的一个重要组成，但现实情况是，全国各地的用套量都在飙涨，仿佛进入了牛市时间……我们分析其原因：除了避孕套质量越来越好，套壁越来越薄，大家越来越注意安全之外，“快播”阵亡了，估计也是一个主因。
No.8贵州 该省避孕套年用量：3.6亿只 No.7广西 该省避孕套年用量：3.9亿只
No.6福建 该省避孕套年用量：4.1亿只 No.5北京 该市避孕套年用量：4.5亿只
No.4上海 该市避孕套年用量：4.7亿只 No.3湖北 该省避孕套年用量：7.0亿只
No.2广州 该市避孕套年用量：9.7亿只 No.1江苏 该省避孕套年用量：12.2亿只
前阵子在网上又看见这么一组数据，说中国国内每年有1300多万次的人工流产，主流是女大学生。这至少说明：一、大学生的性生活已经相当可观，这还不包括有成功的避孕措施而无须做流产的。二、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没有深刻的避孕意识。
说到大学生，再扯一句。众所周知：
一、以前的学生是被禁止谈恋爱的，这包括各个阶段的学生。
二、后来逐渐变成恋爱不被不提倡，这包括高中生与大学生。初中生以上的，还是不准恋爱。
三、再到现在，小学生初中生也谈“老婆老公”的恋爱，不过是在暗处；高中生谈恋爱，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真有，也没什么大不了；大学生不谈恋爱就枉过青春——大学生一定得谈恋爱，不谈就太丢脸没用了。
虽说把恋爱同禁止与不提倡相关联是不知情为何物、误导学生甚至是不尊重学生的个人生活的表现，但从禁止到不提倡再到谈不谈由你，这一变化，却道出了社会性观念的逐渐放开。
注释
①我们必须明白。文革那个年代，对少数的领导与其余的人民的对待是有区别的。比如文革谁都没有稿费，偏偏毛选每本都要给作者稿费。大家看的都是八种样板戏，但在毛泽东垂危时，却私下里专门成立了所谓“内片”的委员会，拍摄京剧、杂耍的片子供他娱乐。（见叶永烈《华丽转身》上册第四章《电影春秋》之《为毛泽东拍内片》）所以，江青之流，不过现在所谓的特权阶级而已。
②曹文轩说的比较正统：“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纵有千万条，但根本一条是：封建意识的一次恶性爆发。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支柱是封建主义。揭穿了看，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宗教式的个人迷信、贫困的平均主义、扼杀个性蔑视人格等无一不显示其封建主义的特色。”（《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又如古华在《芙蓉镇》中所说的：“批斗了二十几年的资本主义，才明白资本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来还是个进步；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批斗了年纪轻轻的社会主义。”当然，老用什么主义也未必能说事。
③至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对有这种相对开明的处理方式，原因不外如是：一、新中国甫建，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举，既要搞政权的巩固如解放西南地区、消灭国民党残余，又要搞经济的恢复如土地制度改革、一化三改造，何况对外有朝鲜战争要打。相对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便不能如后来的偏激。二、此时社会大搞移风易俗，要把过去不合理的统统改掉，有明确的目标、清醒的思路，以于过去区分。如此，这些处理，看过去都是一种进步，不容易离题与偏题。三、中共的党组织还不如后来那么庞大（要知道从1945年到1956年，中共的党员翻了10倍！还不能忽视后来几千万的团员），党在组织与执政上存在的弊端还不明显，比如邓小平说的党内不够民主的问题。
④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有“只有青春期，没有青春”的感受。这种感受很容易骗人，一、什么是青春期？好比痤疮严格来说不能叫青春痘，怀春期也不能等同于青春期。二、这种感叹不能用来证明社会性观念的禁锢。在现代的世界，从大的层面看，“人被仅仅看做干活的人手和吃饭的人口”，无论如何性观念如何开放的国家，他们的青年，也会有这种感受，这是一种社会压抑下的性压抑，如此而已。三、当然，还有一些人确实是受了保守的社会性观念影响。众所周知，在这种观念下，自然的感情会被抑郁、蠢动的荷尔蒙会被浇冷。无论如何，那种感叹反映不出“社会无性”，能反映的，是对性的保守，但这对于“无性”来说，已是在慢慢放开，那只是一个开始。
⑤但曹文轩的语气之间，隐隐约约给人的感觉是：此时的社会性观念还相当的保守，就是对性的问题，态度还是相当严肃的，只是邓小平说的女人小脚初放而已。他给人的感觉是思想太正统了。他用反封建主义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殊不知就算封建的时候，七情六欲（这里不一定是指性，性是其中之一）的作品未尝不可通行，譬如香草美人诗（当然，明清之际，也要照顾一下政治正确）。照他的意思，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的一次大爆发，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七情六欲的东西一点痕迹也没有，所以，写点七情六欲，就是反封建。难道他不知道，在文革的前二十年，一般的七情六欲也是不能有的，有的只能是类似革命激情的、英雄讴歌的作品，何况存在政治错误，就算革命激情，也是错的（比如张贤亮《大风歌》）！
结语
题目是春天起的。
内容最早是从上学期开学始写起，以后几乎都是在周天码出两三千字，最多一周码出六千多字。只有十月份到十一月份那四五周写得最有规律。后来就是不断地遇到写作瓶颈，断断续续、或作或辍。到了十二月份就几乎没有大进展。一月份也只有一次码字，还是在期末考前一天。寒假之前，我原本就已经完成了四万字的写作。当然，这四万字里，涉及新中国的不多，只有几千字。寒假后，面对独缺的新中国我仍束手无策。在此之前，我就对我的写作心生不满。这时，我就专门花了几天时间“另起炉灶”、重新再来，最后的成果也是四万五千字左右。总之，就是在这几天，我完成了写作。
因为受季节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免不了带有“春秋”笔法，虽然孔子的春秋笔法实在只是因为他没有白纸可写、只有竹子可削，并非别有深意、微言深意。而我的写作则是用电脑打出来的，洋洋洒洒、借题发挥，却还是一言未尽、兴犹未尽。
这四万多字折腾来折腾去，费了我很多的心思与心力，不是一件容易与讨好的事情。这把我逼得很烦恼，所以在写作期间，常常发现有很多问题，虽然明知，也由他去了。就是现在的成文，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写得太烦了，我也不管了。如绪论所说，本研究到底只是一种学习与尝试，有诸多的不成熟，也就由他去了。
性与历史都太大了，大的令我无所适从，材料的组织与铺叙也难以剔抉。总之，这类研究就是很难写，常常会使我不知不觉陷入“目的热、方法盲”的误区。也就是说，当然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如本意的被写出，也只好付诸阙如。
照例，写研究的到最后都要列出一个参考书目，连在文本中只出现某作家的某句话到了参考书目都要写明是引自其全集，我可没有这个闲工夫。一句话，我这里只想推荐两本书作为参考列在文末，作为一般人的读物：一本是刘达临425页的《中国性史图鉴》，一本是李银河338页的《新中国性话语研究》——尽管我在写作的时候只取其二三策耳。
受季节的影响，我只好从俗打诨以泄胸臆，权作结语：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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